“双基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理论研讨会举行：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大讨论

2026年11月5日，“双基时代的文学与艺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大讨论”理论研讨会在十月文学院举行。本次活动由《十月》杂志社、《北京文艺评论》编辑部、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中关村超互联新基建创新联盟共同主办，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通过央视频、中国作家网、搜狐文化、潮新闻、好书探新媒体矩阵、十月杂志新媒体矩阵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线上观看人数达30万。

首文科集团市管干部赵彤，世纪互联代表、中关村超互联新基建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李可先后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杨庆祥，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执行所长刘畑，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杨晓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先，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晓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兰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计文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汀，《十月》《北京文艺评论》主编季亚娅等二十余位来自文学、艺术、出版及人工智能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创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关于技术变革与文艺发展的讨论。

赵彤在代表主办方致辞时指出，“双基”表示碳基生命与硅基智能的相遇，这一主题并非单纯追逐技术热点，而是因为人工智能已经进入文艺创作现场，不仅改变了创作效率，也带来了创作主体、原创性判定、人机协同的伦理边界、算法推荐下的文学可见性及协同治理等一系列新问题。面对尚无现成答案的现实议题，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不能回避。赵彤强调，技术越发展，文学艺术越需要回到人的问题。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文本和图像，却无法替代人的经验、情感，以及人在特定时代中的真实处境；文学艺术的价值，正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经验、情感体验和思想深度的观照。

世纪互联代表、中关村超互联新基建创新联盟秘书长李可在致辞中表示，基础设施最终服务于人，科技企业在关注算力、模型和效率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人文、伦理与技术边界。文学、艺术和哲学的参与，能够为技术发展提供不同于工程视角的观察与提醒。他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起点，推动科技与人文之间持续、深入的交流。

第一场讨论：写作变得容易之后，文学会变得更好吗？

第一场讨论由《文艺报》副编审行超主持，杨晓民、刘畑、秦兰珺、杨庆祥先后发言。四位嘉宾从文学生产、艺术教育、人机协作与人的本源性等角度，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创作主体性及其价值。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杨晓民从“双基时代”的概念出发，分析人工智能对文学生产方式的影响。他认为，人工智能降低了写作门槛，使更多原本缺乏专业写作能力的人获得表达机会，也可能改变既有的文学生产结构。但与此同时，当一般性文本的生成变得越来越容易，文学作品的稀缺性与评价标准也将面临变化。在他看来，人类写作、人工智能写作以及人机协作写作可能并存，而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也可能带来写作者自身能力退化的问题。他由此提出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当人工智能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文字工作时，碳基作家还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执行所长刘畑将讨论引向艺术与教育。他认为，人工智能强大的图像生成能力，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的意义：艺术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图像制作，也应当展开对其他可能性的探索。当知识的获取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精神性生产、良好生活的创造以及个体意义的确立，反而显得更加重要。谈及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他提出可以从“到AI之上”和“到AI之外”两个方向思考：既要关注人如何继续创造新的数据与知识，也要保留不被现有选项和技术路径限定的可能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兰珺以“活猫电话”和“假肢舞者”两个模型讨论人机协作中的主体性与公平正义。她借助这两个形象区分两种关系：一种是人被纳入机器系统，成为信息处理链条中的一环；另一种则是技术作为人的延伸，帮助人拓展自身能力。她结合人机协作访谈及艺术设计案例指出，关键并不只是技术能否适配个体，更在于人以什么方式使用技术，以及在协作过程中能否保有主体性。她希望探索的，是一种能够延伸人的能力、而不是让人被机器吸收的协作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以“AI与本源性问题”为题，将讨论引向人的存在与意义。他结合现场音乐体验，谈到身体、声音、故乡和亲密关系所承载的不可替代的生命经验，认为技术越是快速发展，人越需要重新追问意义的来源。他还以中国传统绘画中题诗、钤印等共同参与创作的方式为例，指出中国文化中开放、多元的创作观念，或许能为理解AI时代的作者身份与原创性提供新的思路。面对技术带来的冲击，与其陷入焦虑，不如重新调动自身的思想与文化资源，思考人如何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

第二场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创作现场及文艺生态？

第二场讨论由《文艺报》评论部副编审黄尚恩主持。张晓琴、计文君、汪洋、赵迪分别从文学研究、小说创作、艺术与技术交叉研究以及平面设计实践出发，讨论人工智能介入创作之后，主体关系、叙事方式与审美判断正在发生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晓琴以南非作家Coral Hart借助多个AI模型创作言情小说的案例，讨论人工智能时代创作主体的重构。这位作家曾以21个笔名陆续创作371部小说，其写作并非简单地向AI输入提示词，而是根据不同模型的特点分工生成，再由自己整合。张晓琴认为，这种实践意味着创作主体可能从传统的个人主体转向人机共同参与的分布式主体，AI也可能成为人的创作能力的延伸。与此同时，AI还在改变批评与接受主体——有读者和研究者开始借助AI理解、分析文学作品。不过，这种主体重构并非没有边界。她指出，AI无法替代人的生命经验，创作责任与伦理判断仍应由人承担，现有版权制度、文学评价体系和出版机制也需要回应新的创作形态。此外，过度依赖提示词、爆款模板和类型化叙事，还可能损伤人的想象力。她认为，面对AI写作，既不必简单拥抱，也不必一概排斥，更需要建立与新创作现实相适应的制度和评价框架。

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计文君以AI短剧为切入口，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与人类叙事的关系。她结合对AI漫剧的持续观察指出，AI生成的视听叙事已经形成规模化实践，其吸引力并不只是技术带来的新鲜感，更在于它借助算法放大了人类对故事最古老的需求——对情节、悬念和后续发展的期待。同时她也对所谓“人机协作写作”提出质疑：如果人的工作主要是输入提示词、调整参数，再由模型完成文本生成，这是否就能称为真正的创作？在她看来，AI生成的叙事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文本形态被研究和评价，但写作者不能因此放弃自身的主体性。AI的出现反而迫使创作者重新寻找文学表达的可能，探索新的语言、声音与叙事方式。因此，她将这一过程视为一次未知的冒险，而不是简单地把AI当作提高效率的工具。

独立艺术家汪洋以“可疑的流利”为题，从软件工程与艺术研究的双重经验出发，辨析人工智能语境中一些看似相同、实际含义不同的概念。他特别关注“记忆”“理解”等词语在技术领域与人文领域中的不同用法：计算机的记忆侧重信息存储与准确读取，而人的记忆则是在意识活动中不断重构的过程。汪洋提醒，如果将机器对某种能力的程序化实现，直接等同于人的完整能力，就可能反过来用机器的标准衡量人。他以“大A与小a”的关系作比喻：AI可以在某些具体任务上表现得更快、更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实现的局部能力能够代表人的全部能力。谈及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他借用技术哲学家的观点指出，机器并非人性的外来者，而是人类知识与实践的物化沉淀。人与机器不应陷入非此即彼的对立，更理想的关系应当像乐团指挥与演奏者，通过协调与合作产生新的可能。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迪结合自身平面设计实践，通过多组作品对比，呈现AIGC在视觉创作中的能力与局限。他展示了AI生成国画图像的案例，指出其图像生成能力已经相当成熟，甚至能够呈现传统绘画中一些细腻的笔墨效果。但在具体设计实验中，当AI需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视觉表达时，往往会出现理解偏差：生成的图像虽然完整、可用，却容易流于直白，缺少与现实经验相联系的表达。以快递员主题海报和《黑神话：悟空》相关设计为例，他说明自己的创作构思来自日常观察、个人经验以及对文化符号的理解，这些经验构成了设计选择的依据。赵迪认为，AI可以帮助设计者快速生成图像、拓展表达能力，但设计并不只是生产一张好看的图片，真正重要的仍是创作者如何提出问题、转译概念并作出判断。对他而言，AI更像一把工具，关键在于人如何使用它，以及如何把握最终的创作方向。

第三场讨论：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的关系

第三场讨论由《文艺报》融媒体主任李晓晨主持。刘大先、石青、刘汀围绕文学、身体经验与技术发展的关系展开交流；王渝的发言由刘畑代为宣读，进一步将讨论延伸至艺术与科技共同创造“可能世界”的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刘大先从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身体经验与文学价值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人类无法真正想象从未见过的事物，未来也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目的线性展开，而是在多种力量的交汇中不断涌现。谈到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存在，他特别强调具身经验的重要性：语言能够传递知识，却无法完全替代身体实践，正如游泳和骑自行车无法仅靠语言学会。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重新认识身体经验与生命感受的价值。文学艺术也正存在于技术无法完全涵盖的部分，是技术之外的“剩余”。那些关于气味、记忆、情绪和个人生命经历的感受，构成了碳基生命独特的经验，也是文学艺术难以被技术替代的根基。

独立艺术家石青以自己的作品《钱学森和长江计算机》为起点，介绍了他所实践的“历史科幻”创作方式：以真实史料为基础，通过虚构叙事重新组织历史，并借此展开对技术史的想象。在此次发言中，他进一步构想了钱学森对“碳基计算机”的研究，将人体、集体协作与计算方式联系起来。他提出，碳基计算的特点或许不在于追求更快的速度，而在于分布式协同、低能耗以及不同部分之间的整体整合。借助中国古典思想和钱学森相关研究的想象性连接，石青试图提出另一种理解计算的视角：计算未必只有速度和效率这一套标准，生命自身的协同机制也可能为理解技术提供启发。他的发言以艺术创作中的虚构实践为媒介，将技术史、科学想象与中国思想资源联系起来。

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汀以“AI和原生家庭”为题，将人工智能对人的影响引向代际经验与家庭结构。他借用“原生家庭”的概念提出，随着AI进入儿童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传统由父母与孩子构成的家庭关系，可能逐渐变成父母、孩子与AI共同参与的“四角结构”。在这一结构中，AI不仅是辅助工具，也可能成为孩子获取知识、理解语言和处理情绪的重要参与者。与成年人面对AI时的惊讶和焦虑不同，对于从小与AI共同成长的新一代而言，这种关系或许会成为一种自然的生活经验。刘汀还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设想：如果人类是AI的“原生家庭”，那么文学与艺术或许扮演着提醒和塑造者的角色，持续向AI传递关于人类价值与情感的经验。他由此将讨论从AI如何改变人，延伸到人类又将以怎样的文化和价值观塑造AI。

王渝的发言由刘畑代读。发言以“可能世界档案——艺术与科技的一种叙事可能性”为题，介绍了科技艺术领域的相关实践。发言提出“科技艺术家”（Tech Artist）的概念，主张将视听工业、动画与影视领域的开发者、架构师等幕后创作者也纳入艺术创造的视野。在“可能世界档案”的构想中，屏幕不只是呈现内容的媒介，也可以成为通往不同可能世界的入口；档案所保存的，也不应局限于已经实现的作品，还应包括文学想象、未完成的构想、科学假设、儿童涂鸦乃至普通人的梦境。发言认为，艺术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保存和汇集那些尚未实现、容易被忽略的想象，使其成为面向未来的创造资源。同时，发言还结合《世界艺术与科技对话的北京倡议》，提出在科技土壤中开掘艺术新源、以艺术创造助力科技创新、在科技发展中锚定人性等方向，强调艺术与科技应当相互激发，在拓展创造边界的同时守护人的主体性。

第四场讨论：当人工智能成为创作现场的一部分

第四场讨论由《十月》《北京文艺评论》主编季亚娅主持。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科幻作家顾适，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开放媒体系讲师蔡宇潇，以及季亚娅、刘诗宇先后发言，从科幻寓言、世界模型、文学创作实践和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等角度，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时代人与工具的关系。

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以刘慈欣《三体》中的不同人类立场为参照，提出“双基时代”本身就折射出人类面对人工智能时的复杂心态。他将人们对AI未来的想象与《三体》中的“降临派”“拯救派”和“幸存派”相对应：有人认为人类终将被取代，有人期待AI推动文明进步，也有人更关心如何在新的技术秩序中继续生存。在他看来，人类与AI之间还存在一种认知上的不对称：人们可以观察AI的输出，却未必真正理解其内部的运行方式，双方仿佛隔着一面“单向玻璃”。他进一步提出，值得期待的或许不只是AI按照人类熟悉的艺术语法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而是它能否形成不同于人类的表达方式；而当这种新的艺术语言出现时，人类又是否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开放媒体系讲师蔡宇潇结合近期对世界模型的使用和自身艺术实践，分享了人工智能如何改变视听经验与数字创作。他重点讨论了Genie 4和Odyssey-3等世界模型：前者能够实时生成相互关联的声音与视觉场景，使声源与声音之间原有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后者则以类似电子游戏的导航方式生成可交互空间，带来连续、流畅的视觉体验，却也可能出现空间和因果关系上的错乱。蔡宇潇将这种体验称为“下一帧的恐惧”——画面看似连贯，但下一刻会出现什么、空间内部遵循怎样的逻辑，创作者和使用者都未必能够掌握。此外，他还介绍了借助AI工具修改早期电子游戏的实践，借由新旧技术工具之间的协作，探索数字档案的“媒介深度时间”。在他看来，AI不仅是生成新内容的工具，也可能成为重新进入、解读和改写历史媒介档案的方式。

科幻作家顾适结合自己的科幻小说创作经历，讨论技术发展与现实想象之间的关系。她回顾了自己早期关于人工智能的小说构想，提到一些曾经写入作品的技术设定，后来随着大语言模型和世界模型的发展逐渐成为现实，这也使科幻创作不断面临被现实追赶、甚至需要重新修改的处境。她进一步设想，人类与AI的协作可能催生新的虚拟世界和互动式叙事，而其中的虚拟角色也可能拥有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现实感。更重要的是，她提出人类与AI之间或许存在难以跨越的认知差异：人类能否真正理解AI的语言和艺术，未必有确定答案。顾适还将问题引向现实本身——当人的行为、感受和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数据收集、标注和记录，人是否会逐渐成为一个被数据定义的“具身化”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中，线下生活与身体经验还能具有什么意义？

《十月》《北京文艺评论》主编季亚娅结合《十月》AI协同写作征文大赛，梳理了AI进入文学创作现场之后正在发生的变化。她介绍，生成式AI辅助写作早已出现在网络文学平台，并带来投稿数量成百上千倍计的增长。Deepseek震惊文学圈之后，《十月》于2025年3月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举办AI协同写作征文大赛，其初衷一是推进文学的“平权主义”，让有更多表达欲求的普通人参与创作；二是观察AI的创造力能否带来文学创新；三是在版权归属存疑的情况下，对AI参与作品进行分赛道管理，标注来源后在新媒体平台展示。通过对555份作品及创作备忘录的观察，比较重要的问题有：现有文学性的标准正面临重新审视，AI在复杂的比喻、写“好句子”“文艺腔”方面的突出能力，正在催动传统“好文学”的评价维度发生变化；而与此相关，更危险的是由此催生的写作自我审查——作者为避嫌而回避复杂句式与诗性表达，这对文学的伤害可能比AI本身更深。与此同时，人机协同写作的版权归属悬置，目前AI平台对内容、尤其是仍在创作中、尚未发表的内容“蒸馏”本身即是侵权。谈到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为何仍然坚持写作，季亚娅引用作家石一枫“因为写作的时候很快乐”的说法，认为写作不仅是生产内容，也是一种马克思意义上“未来的人”确认主体的自发劳动。她还提出，从阅读角度看，AI写作已普遍存在；这是新一次的“作者已死”，未来文学讨论的重心或许也会发生变化，阅读端将会取代作者端成为文学的核心话题。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刘诗宇将讨论从碳基与硅基的关系进一步引向AI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工智能并不是脱离人类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其运行依赖大量人力、算力、电力和基础设施。因此，当AI在写作、绘画等领域展现出超越个体创作者的能力时，问题未必是“人类输给了机器”，也可能是创作者与设计、运营AI系统的人之间形成了新的竞争关系。他以网络文学平台上工作室利用AI批量生成作品、操纵账号和推荐机制的现象为例，指出技术可能改变内容生产的组织方式，并使创作者与平台、工作室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他还提出，AI生成内容不断增加之后，市场是否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同样值得关注；如果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内容生产也可能陷入新的内卷。由此，他强调，讨论AI不能只看技术本身，还应看到技术背后的劳动分工、资源配置与市场机制。

从写作门槛与文学评价，到艺术教育、创作主体、版权问题及文艺市场，本次研讨会从不同领域和实践经验出发，呈现了人工智能进入文学艺术现场后带来的多重变化。与会嘉宾的讨论并未指向单一答案，而是从各自的研究与创作经验出发，提出了关于技术、艺术与人的一系列问题：当内容生成越来越容易，文学的价值将如何重新理解？当人工智能参与创作，人的主体性应当如何确立？当技术不断改变表达方式，艺术又如何保留对现实经验、生命感受与精神世界的关注？“双基时代”的讨论，最终仍然指向人与技术如何相处，以及文学艺术如何在变化之中继续理解人、表达人与回应现实。技术带来的问题仍在展开，而文学与艺术对人的经验、情感和意义的追问，也将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