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声计划 | 张鹏禹：周宏翔《喜乐会》中的当下性与历史感

▲周宏翔《喜乐会》，《当代·长篇小说》2026年3期

周宏翔《喜乐会》中的当下性与历史感

作者｜张鹏禹

这几年，颇有一批书写女性日常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诸如张悦然的《天鹅旅馆》、辽京的《白露春分》、张天翼的《鱼水》等，相关题材小说及影视的崛起，已经成为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的突出现象。评论界呼唤一种关于女性的更加开阔、自由、独出机杼的文学表达，其中既包括女性作家的自我言说，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男性作家对女性的书写。事实上，男作家同样可以凭借异于常人的共情力进入同性和异性人物的世界中，创造带有鲜明个性的文学表达。阅读周宏翔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正是这种有共情力的作家。长篇小说《当燃》曾以程斐然、钟盼扬、方晓棠三位女性的创业故事，呈现当代女性独立自主的崭新姿态。他的长篇新作《喜乐会》，延续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完成了对当代女性关系的复杂建构，让我们看到女性关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看到了女性情谊的多重可能。

《喜乐会》中的黄梓彤，在丈夫叶子安离世后，和她的婆婆叶永珍依然情同母女，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一同承受着生活的风暴，以顽强的生命意志抵御命运打击。另一位女主人公叶敏则是典型的职场独立女性形象，她果敢洒脱，魅力无限，内心又始终埋藏和守护着家族的秘密，直到小说结尾，这个秘密（叶子安的真实身份）才得以披露。围绕这三位女主人公，小说大体上设计了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叶永珍“失独”后渴望再育子女，并为之付出诸般努力，最终梦想破灭，选择接受现实；另一条是黄梓彤在丈夫去世多年后，试图重新开启婚姻生活，与萧琰展开一段情感纠葛，最后以分道扬镳告终。两条故事线索里穿插进蒋源、关珊、叶裴、唐影、程旭、刘以冲、萱萱、三舅一家等诸多配角，为故事主干增加了枝枝蔓蔓。

《喜乐会》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敢于对当下现实采取正面强攻的姿态，表现出对当下性的执着追求。书写当下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所谓“当下性”指的是那些未被历史化的时代特性，未被历史化意味着当下始终以一种未完成和不稳定的姿态存在，其“此时此刻”的特性决定了作家要在充满矛盾、反复抉择的状态下打捞具有可通约性的时代感觉。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周宏翔显然具备超越同龄人的生活积淀，因为他能用无数引人入胜的细节和转折来建构一部近二十万字体量的作品，其中的情节、人物还能符合我们对“此时此刻”的审美预期。众所周知，作家对日常的文学书写，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寡淡无味的生活流水账，而只有抓住那些表征时代价值嬗变的新质，才能写下可信的而不是虚伪的生活。周宏翔选择将取景器对准当代都市女性，写她们面对家庭、婚姻、职场时迥异于以往的观念变化。叶永珍作为“失独”母亲，在至亲的质疑中坚持“重做母亲”，不惜以身体甚至生命的代价重塑生活。这种“母职执念”看似不可理喻，实则情有可原。它不仅是对失去爱子精神和情感上的慰藉，更是人物生命意志的另类体现。黄梓彤在丈夫去世后，依然与婆婆保持亲密关系，这种对传统婆媳关系的改写，不单纯为求新，而是对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情感共同体的想象。在塑造自由洒脱的成功女性叶敏时，作者一开始用女强人的设定给读者一种错觉，让人联想到网络小说中那种“女霸总”。在故事推进中，我们得知人物的“自由”和对开放关系的认同，本身源于原生家庭带来的无法疗愈的创伤。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人物，如关珊及其女儿萧逸瑶、萧琰的母亲等，同样有鲜明的个性。她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敢于并且善于作出生活的选择，体现出极强的主体性。这种选择无非对错，只是主体性凸显的表现。作者不仅写出了她们如何作出选择，同时写出了这一选择背后的理据，使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幅“大女主”群像，而且能与之产生共情。

《喜乐会》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包括对爱情婚姻的自主选择、对生育权利的争取、对职业身份的认同等，体现出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当然不意味着《喜乐会》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女性解放之书，相反，作者不执着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历史与今天的矛盾、围困与挣脱的张力，而是将一切自然融汇于生活之流。就像黄梓彤，丈夫的离世成为她永恒的精神围城。那栋“永远修不好”的烂尾楼，正是黄梓彤情感滞留的象征物。但人物并非永远停留在过去，而是试图重新开始，只不过这个过程漫长而曲折。遭遇萧琰后，女主人公因弟弟蒋源的存在和萧琰难以理清的家事而反复掂量，加之家中突生变故向萧琰借钱，更使这段感情变了味道。及至萧琰转移走与前妻公司的财产，邀黄梓桐“私奔”至国外，她果断拒绝攀附男人的做法，放弃了这段感情。耐人寻味的是，因为这段感情，黄梓彤与萧琰前妻关珊的女儿萧逸瑶成了忘年交，萧琰对萧逸瑶的无情也是黄梓彤最终放弃他的诱因之一。而黄梓彤与关珊针锋相对的关系，又因女主人公的同理心和善良，化干戈为玉帛。

小说写到各种血缘与非血缘的女性关系，比如叶永珍与叶敏、叶永珍与黄梓彤、叶敏与黄梓彤、黄梓彤与唐影、黄梓彤与关珊等，当然还有主人公黄梓彤与自己父母的关系。这个复杂的女性人物关系网，使编织进其中的男性人物仿佛成了配角，驱使故事向前的内核是女性人物的行动与选择。另一方面，这些行动与选择，不论冲突还是和解，前进还是倒退，怨怼还是原谅，都反映出人物极强的心理个性，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熠熠发光。相比之下，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多是福斯特意义上的扁平人物，除蒋源外，作家对萧琰等人物的内心开掘相对不足。

上述对《喜乐会》之当下性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否定小说的历史感。作者固然用相当的笔墨来写山城重庆的夜生活、坝子火锅、麻将桌，写青年男性对成功女性的攀附，写女乘务员的职业特性及社会公众对其的偏见，带有浓烈时代气息。但在当下的背后，总有历史若隐若现。作者并未像另外一些青年小说家一样植入现代主义元素，《喜乐会》基本延续传统现实主义笔法，形成了扎实、稳健的审美格调。作者用到的主要技术是悬念设置，这个悬念包裹着小说的核心秘密，而这个秘密正与数十年前的历史有关。叶子安并非叶永珍亲生的身世秘密，勾连起叶家老大叶永江的艰难抉择。彼时，为隐瞒叶敏被叶永珍丈夫强暴生子的秘密，大哥叶永江将叶敏之子与出生不久便夭折的叶永珍之子调了包。以牺牲叶敏为代价成全的家庭尊严和表面和睦，令叶敏的人生走向完全不同的轨道。这个事件的背后浮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家庭观、伦理观和社会认知。叶敏出走深圳，又勾连起一段艰难创业的历史。小说的主要家族除了叶家，还有黄家，黄梓桐因父母超生被迫送人的弟弟蒋源，长期以隐形人的身份存在，也成为女主人公追求爱情路上的绊脚石。在这个人物的刻画上，作者非常用心，从不良少年的斑斑劣迹，到姐弟间重拾亲情的艰难转折，释放出一道人物弧光。尤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闯空门”事件的真相竟然是弟弟蒋源为保护姐姐而潜藏到她家中，那组打开姐姐房门的密码，凝结着姐弟间童年的亲情记忆。由此可见，作者塑造的不是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而是深深嵌入原生家庭关系的中国式人物。这种伦理维度令《喜乐会》区别于互联网上流行的“断亲”“出走”叙事，呈现出一种更为深沉、内敛的民族化特质。个人背后是家庭，家庭背后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作者由此隐曲地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社会伦理、普遍认知，如何对当下发挥效用，这形成了小说独特的历史感。周宏翔意识到的问题是，只有当历史对当下发挥作用的时候，历史才值得进入叙事视野，一切对过去的想象都是为了更好理解今天。

言有尽时，《喜乐会》终章难说喜乐，但所有的主人公最终确也成全了自我。与人物悲喜相伴的旅程，调动起读者起伏的心绪，使结局已然不重要。在这个注意力分散的时代，《喜乐会》再次验证了好故事永远能动人这个朴素的文学真谛。

评论者简介

张鹏禹，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于《当代作家评论》《长江文艺》《作家》等刊发表文学评论多篇。曾获“丁玲文学奖·新锐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