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全委会 | 杨 姿：文艺工作者的位置在哪里？

3月27日，重庆市作家协会五届五次全委会暨创作会议在渝召开，全市文学界同仁120余人齐聚一堂，共学文艺思想、共话创作初心、共谋文学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文学事业繁荣凝聚磅礴力量。
会上，秦兴川、刘清泉、杨姿、九鹭非香、刘洋、南风子六位重庆作家代表立足自身创作实践，从不同题材、不同视角、不同感悟出发，谈坚守、话创新、谋担当，既有对文学初心的坚守回望，也有对精品创作的深度思考，更有对讲好重庆故事、书写时代答卷的坚定决心。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品读不同文学领域的独特魅力，感受重庆文学的多元风采，共赴一场浸润心灵的文学盛宴，携手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书写新时代新重庆的文学华章！

文艺工作者的位置在哪里？

杨  姿

从“新大众文艺”获得命名开始，我想，摆在眼前就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不是一场整体性的“文化革命”已经降临了？坊间也好，还是学院内部也好，已经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议，实际上，关于“新文化”全面实现与否，作为个体的文艺工作者所要思考的，不是要不要顺应的问题，而是应当考虑个人的工作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如何保持一种对“大众性”的超越。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超越”的具体所指。必须先声明，超越并不是对“大众”的否定。如果我们认真体会了“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就明白，这个概念里面，已经不存在大众以外的文艺主体，人人都是大众。伴随着“新大众”登上历史舞台，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关于大众的所有界定都成为过去时。此前的划分里面，大众总是与诸多的群体并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五四运动之后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延讲”以后颠倒过来，变为被改造与改造的关系，当然，为了突出其典型性，这里也有简化的意味，可不管怎么说，作为文艺工作者，在这些关系的变化里面，与大众总是分属于两个群体。而现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没有独立于大众之外的知识分子，起码，这个定义里面取消了二者的边界，其意图也在于知识分子的位置和角色都要转变。因而，知识分子作为“新大众”的一员，肯定没法否定“大众”了，就像人不能扯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那么，“超越”这个提法是不是心造的幻想？——我可以明确回答：不是。我提出的“超越”，不是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改变，而是指整体的提升。也即是说，即便默认当前的“新大众文艺”具有“大众性”，但我并不把这个属性视为固定的、永恒的、静态的，而要将它的发展与它的诞生联系起来，既然“新大众文艺”问世于新媒介的革命，那媒介革命朝前发展，自然也会赋予文艺以新的面貌，大众性也会随之而变。客观来讲，把“新大众文艺”理解为被技术革命所催生出来，看到的是新文艺的被动一面，而我要提出的“超越”则强调文艺的主动性，说到底，就是既接纳算法时代文艺被流量渗透的事实，与此同时，不满于被算法所规定的程序，而总是努力向程序之外突围。

接下来就要讲第二个问题，怎样突围，也就是说，怎样“超越”？我在谈这个之前，先跟各位分享一段历史，说是历史，距离我们也不那么远。1990年代，随着进口彩电生产线的建成投产，电视普及率大大提升，中国大众传媒进入电视时代，1994年的统计报道：电视在城市居民业余生活中占据了30%—50%的时间，于是，“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的成立，报纸的周末版、月末版的诞生，各种文化策划公司林立……就传统的写作而言，小说创作剧本化成为潮流，作家似乎陷入了不“触媒”便写不下去的困境，当时一些学者还展开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化并没有走向学者们担心的“废墟”境地，历史也并没有停留在肥皂剧时代，一直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探索写作技艺的作家在大浪淘沙中留存下来。我这样讲，似乎保守色彩很重，其实还是想说明，以影视、广播、音响为主体的现代高科技传播媒介已经在1990年代革命过一次，充斥于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时空领域，只有经典性的追求穿越了那个时代。当然，有人会说，今天的阅读群体已经对经典写作展开了挑战，我的意思也不是复制经典，在我看来，经典是不能被复制的，因为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它和时代保持了距离，也就是阿甘本所谓“同时代人”的“凝视”。说回到这一批从电视机时代写到网络时代的作家们，他们的经验肯定没法直接挪移，但是他们经验中的那个底层逻辑是值得借鉴的。举个例子，李洱写《饶舌的哑巴》《花腔》到《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有一个不变的宗旨，即思考个人如何受困于历史，又在哪个维度上获得解放。也即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要回答个人的难题也是时代的难题，这个难题也就贯穿到全部的写作生涯，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载体，改头换面的写作都是围绕那个难题不变的，唯一变化的就是对难题思考的深入程度。我们已经进入后人类时代了，AI可以替代人类做无比多的事，也包括写作，但是难题本身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人工智能。我想，智能负责解决难题，人才会思考难题。

有了这样一个难题的思考作为超越的发动机，具体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呢？具体的策略在我看来，其实是有不同的路径。但我择其一来谈的话，我想聊一下语言的问题。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超越”的具体策略。我们还是从真人真事说起，前不久发生了“素人写作”的爆雷事件，有人就开始掀“新大众文艺”的桌子了。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到出版机制、舆论伦理、法律条款、行业规章等等各层面问题，不可能通过简单审判就解决问题。素人写作作为“新大众文艺”最具代表性的产物，由于出现抄袭问题，一下子神话坍塌、光圈褪色。但我这里要说的是，抄袭不是道德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而是关系到对文学生产的把握问题。做出回应和道歉的一方强调，故事是自己的，语言是学习和模仿对象的，一分为二地认识创作，其实就暴露了素人写作的核心短板，当然有可能这个短板还不单是素人写作的。这个问题说到底，关键在于成就文学的，恰恰是语言。在座都是资深写手，肯定对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类似的“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一个词）”（福楼拜、契诃夫），“叙述作品是一个大句子”（罗兰·巴尔特），等等，耳熟能详，这些说法在根本上确立了现代文学的语言本体论，语言的自觉就是思想的自觉，二者不可能剥离。那么，当“新大众文艺”的写作门槛降低的时候，语言并非回落到凡俗生活之中，相反，其语言观应该是一种更具仿真性的表达。举个例子，作品里最常见的对话，我们常常说对话要符合说话人的身份，但作家在写这个对话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说话人的这个层次，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制造这个对话的层次，这就是语言观念的实践，它应该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

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说更多，我主要是想表达，在成为“新大众文艺”一员时，不能被动承担这一概念，而需要做更多主动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