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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荣光|李良清:太空骄子 平凡英雄

来  源:重庆作家网      作  者:李良清    日  期:2021年7月27日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这是2003年10月15日的晨曦中,航天英雄杨利伟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报告时坚定的声音。提及杨利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他的身份“中国航天第一人”,作为我国第一次探索太空的勇士,他冒着生命危险顺利完成了任务,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然而这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辛酸和痛苦,一路艰辛,他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却选择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我所崇拜的英雄中,古有秦皇汉武,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现有开国领袖毛泽东,两弹之父邓稼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原子之父钱三强,金融劳模饶才富,还有航天英雄杨利伟,“航天英雄杨利伟”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是中国乘坐“神州五号”遨游太空的第一人,以无与伦比的形象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作为中国人我为他骄傲,作为曾经的战友,更因他自豪。

梦开始的地方

梁平位于重庆北部,东临长江三峡,北靠秦岭山脉,西连四川省,梁平主要以山地地形为主,一年四季多雨、多雾。梁平机场在二战期间保卫西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也曾作为复杂气象技术的训练基地,该地飞行的气象条件十分复杂,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曾在空军部队内有这样一个说法,只要是在梁平机场进行过系统训练的飞行员,可以说在全国所有的机场都能在全天候的条件下飞行。杨利伟就在梁平机场进行了近7年的飞行训练,虽说“神州五号”是从酒泉卫星基地发射起飞,但在航天员训练前他曾在梁平机场进行了近7年的飞行训练,在梁平复杂的气象条件下接受了系统的训练,使他的全面素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心理、生理和技术基础,若说是山城重庆孕育了中国航天第一人也不为过。

人们历来都认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占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才是天赋和个人努力,而飞行员的成长更需要在复杂的条件下锻炼。现在看来,杨利伟之所以能在众人中得以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航天第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改装的关键是从心理和技术上要实现对梁平机场气象的突破,而且心理的适应更为重要。第一天飞行,老天爷似乎成心要展现一下自己,进场后能见度只有2公里多一点,雾蒙蒙的,起飞时都看不到跑道头。还没有上飞机有的同志就有些胆怯。一天飞下来,很多同志都发挥不好,尤其是高度200以下,没有教员帮助基本落不了地。有压力就有动力,以前赶着上模拟机都不能完成模拟时间,而在第一个飞行日后有很多同志都自觉地进行练习。一天,晚上都已经10点钟了,模拟机房的灯还亮着,杨利伟同志还在专心致志地练习,默念着动作程序,练习着注意力分配,体会着操纵要领,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们应对复杂气象的技术普遍有了提高,特别是杨利伟等人掌握得更扎实一些。突破川东复杂气象给他们以后的改装铺平了道路,加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大家的思想也趋于稳定,改装从此比较顺利,进度和质量发展都比较正常,仅仅9个月的时间他们完成了昼间飞行的所有科目,转入夜间飞行训练。

图为航天英雄杨利伟

信念的力量

曾有人说过:“生命是一种坚持,坚持下来,会看见明天的太阳,很多时候,事情的成功,靠的是一种信念—坚持到底的信念”。每一个人在做好人生的选择题后,也许会犹豫、会后悔,但是要将选择进行到底,需要的是信念的力量。杨利伟做了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他为了千年航天梦,为了国家,舍弃了陪伴在家人身边的时间,舍弃了舒舒服服工作的环境,支撑他的是要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实现人民的千年航天梦。这个坚定的信念支持他冲破一切困难,只要有存在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就不容放弃。

1992年11月接上级命令,某航空兵团调入梁平团,梁平团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梁平较偏僻,条件比艰苦,同志们情绪比较低落,在初步的安顿好后,领导挨个地找人谈心了解情况,情况不容乐观,甚至有部分同志还有很强的抵触情绪。但有一个小伙子给领导的印象很深,沉默,少言,留着平头,在领导一片茫然的时候,他淡然地说了一句话“我服从组织的安排”。这个小伙子就是杨利伟,平日里这8个字也就是一声应答,但这种情况下,“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并承受硕大的压力而说出的,这8个字虽然平凡,但承载的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的理想、信念、觉悟和事业心。正是这8个字,在同行的25名同志面前树起了一面旗帜,唤醒了同志们在苦难面前的短暂迷失。

杨利伟表现得很沉稳,看起来也很平凡,但谁也没有看出他会成为航天英雄。从表面看,他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是很“抢眼”,但在他身上潜藏着航天员必须具备的各种综合素质。曾经有位伟人说过:蓝天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勇敢者的事业。飞行是世界上所有行当中最危险的职业,飞行员时刻都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信念是保证一生追求目标成功的内在驱动力,是成功的起点,坚持自己信念的人不会迷失方向,也永不会被击倒,心中有信念,终会采摘到绚烂的成功之花。在选择时刻,杨利伟总是用他强大的信念选择了事业,选择了祖国。

1994年6月24日,驻云南昆明航空兵某团组织14机跨战区紧急战斗机动,这是对部队训练水平和战斗力的一次综合性检验,各部队历来都十分重视。该团跨战区机动训练由崔守昌代理师长带队,当日上午10点整,14架飞机从昆明机场起飞飞往梁平,11点40分全部安全落地。气象台长报告,天气形势逐步转坏,锋面已接近秦岭。领导与崔代师长共同到气象台研究天气,经过全面观测和认真分析,大家认为在下午16点00分前不影响飞行,但锋前天气不够稳定。最后决定,14点30分放飞,从梁平飞往下一站湖北武昌机场。由于在16点00分后梁平机场受锋面影响,天气变坏,如中途飞机故障只能备降其它机场。14点30分第一批飞机准时起飞,15点15分第四批起飞顺利出航。  不出所料,15点50分梁平机场就开始降雨而且越来越大。以领导的判断不要2小时就将影响重庆。该团下一段航线从武昌飞重庆机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在该团最后一批飞机脱离梁平指挥责任区后,领导组织部队退场。在讲评中明确,在该团实施下段航线时我们将担负备降任务,各单位要做好准备,由于天气原因,今天实施的可能性不大,但希望思想不要麻痹。  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到脸上生疼,天黑漆漆的,能见度不到百米。受雷暴天气的影响,梁平到重庆、成都的有线通信全部中断。那时候川东地区还没有军直拨,更没有手机。17点10分梁平场站机要股紧急通知我阅看电报:师指挥所传达师首长指示,立即组织驻梁平部队保障某团紧急备降。看完电报我的心往下一沉,深感形势严峻。立即命令部队进场做好保障准备,我自己也马上带领指挥班子驱车赶上指挥塔台,由我担任指挥员,杨利伟担任飞行值班员,领航股长刘辉担任领航值班员,还有标图员、记时员等,面向窗外的瓢泼大雨,飞机如真来备降,凶多吉少。为让师首长掌握真实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梁平机场正下暴雨,能见度不足百米,不能担负正常备降。如确实必要,只能担负迫降。  此时,似乎看到战友们在暴雨中与死神在搏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根据时间推算,空中的飞机受油料限制,最晚只能飞到18点48分。19点师指挥所命令部队可以退场。但梁平团没有退场,在死寂的沉默中等待,每一点稍大一点的声响大家都会以为是飞机的声音,它都会吸引全场官兵的目光,大家希望出现奇迹。直到天真正地黑下来了,才带着不安和揣测离开机场。  第二天传来消息,执行此次跨区机动任务的四批14架飞机,除第一批没有受雷暴雨影响外,第二批以后的12架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遇到恶劣的雷暴天气,飞行员与老天爷、与死神较量了40多分钟,有两架飞机发生一等飞行事故,飞行员牺牲;一架飞机着陆时冲出跑道发生三等飞行事故,飞行员重伤;还有九架飞机虽然安全着陆,但飞机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雷击,机身上多处被击穿有拳头大小的洞孔,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实属侥幸。  这次灾难性的事故,是空军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之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很大的。这必然要引起从事这项职业的飞行员们对生与死的思考。此时此刻,对每一个飞行员的事业心都将是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和平时期不同于战争年代,人们从崇尚英雄转向了崇尚自我的生存价值,我认为这才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大家这样去思考无可厚非。

事故发生后,全区航空兵停止了一切飞行,空军和军区空军派出了由主要领导带队的重量型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结论是这是一起由于工作人员失职引发的人为恶性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部队转入全面的飞行安全整顿,总结事故的原因教训,结合本单位的实际,举一反三地查找问题,吸取教训。由于事故就发生在眼前,后果又如此的严重,对本来情绪就很低落的部分飞行员尤如雪上加霜。同志们的情绪更加低落(实际上是沉浸在悲痛之中),我深感对我们团领导和全体飞行员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来了。 转变这种情绪靠说教是不行的,只能一是靠时间的推延使同志们逐渐走出事故的阴影;二是眼前的任务就是要向同志们遵守制度,严格训练,飞行安全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整顿中领导挨个地参加三个飞行大队的讨论,在三大队参加讨论时,同志们发言很激烈,尤其是调来的同志在发言中,更表现了很积极的一面,在整顿开始时考虑到为使整顿达到效果,团领导和各大队干部要找大家谈心,有意识地培养整顿骨干。但同志们不但发言积极,而且表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水平。此时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患难可以激发正义和团队的凝聚力。杨利伟同志的发言记忆犹新,他首先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故的教训,认为事故给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时刻警示飞行事故时刻伴随着飞行的脚步前行,飞行安全在心中,更在高标准的工作之中。从西安来到梁平团里后,由于各种原因使新机型的改装工作发展很不顺利,现在必须清醒地看到,再这样发展下去,轻则影响战斗力的成长,重则将危及飞行安全,必须要吸取教训,居安思危,做到警钟长鸣,为保证飞行安全做贡献。

歼击六型飞机是50年代末期投入使用的第一代超音速歼击机,由于人们对跨音速飞行的空气动力特性的认识有限,在飞机气动外形、操纵系统等的设计上存在先天不足,飞机的信息化、自动化程度不高,使飞机在小速度和跨音速飞行阶段操纵比较困难,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很高,有人曾说过这是世界上最难飞的飞机,掌握很困难,稍有不慎很容易发生飞行事故(在空军历史上歼六飞机是发生事故最多的机型之一)。 改装歼击六型飞机,不管是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还是从保证飞行安全的角度看,最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改装掌握歼击六型飞机的基本驾驶技术。杨利伟在改装中,技术掌握不是最靠前的,但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他从理论学习开始就用实际行动在不声不响中实践着自己向组织的承诺。

开始大家认为理论改装的难度不大,因为歼击六型飞机与强击五型飞机有很多相似之处,同为第一代喷气式飞机,空气动力布局基本相似,使用同样的发动机,机载火控设备和电子设备没有大的区别。但实则不然,它们就不是一个性质的飞机,而且歼六飞机确实存在诸多需要飞行员高度重视的知识点、技术点。如果辨证地来看,可以说歼六飞机是优秀飞行员的磨砺器。强击机的任务是实施对地攻击,从技术、战术角度来讲对飞行员低空、超低空飞行和远程奔袭的能力要求比较高。而歼六飞机是执行防空作战任务的,它要求飞行员必须能在大强度、大载荷、高速度、高度机动的条件下,准确地使用座舱资源,对飞机实施准确的操纵。学习飞行不同于学骑自行车,打好理论基础是完成改装、保证安全的前提和关键。集中理论学习阶段需要学习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特种设备、火控系统、军械、电子仪表、救生设备、各种飞行科目的实施方法等课程,内容很多。在确定理论学习计划时,我们突出了歼六飞机的特点,重点放在了跨音速飞行的操纵、座舱设备使用、飞行实施方法和特殊情况处置等方面,紧紧围绕改装飞行的需要组织理论教学。  在学习中有的同志感到没什么,学习不认真;有的感到学习内容多,时间紧,知识点新,存在畏难情绪。此时杨利伟表现得还是那么不吭不响,但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学习态度很端正,学习很认真,时间抓得很紧。上面说过,为了使这批飞行员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团聚,团里特许他们在不飞行的情况下每天都可以回家。这天是星期三,看完晚间新闻,领导到各个房间检查家不在梁平的同志自学情况,走到杨利伟的门口,看到他宿舍的灯亮着,我随手推门进去(飞行员在宿舍规定不允许锁门),看到他正在看飞行原理教材,整理着学习笔记。领导问他怎么不回家呀,他说白天的课有些内容还不太明白,想再消化消化。领导问主要什么问题,他说歼六飞机在由超音速减速到亚音速的垂直运动中会出现“加快旋转”,但教员对影响“加快旋转”强度的因素是什么,能不能预防,处置有什么要领等讲得还不怎么明确。他提的问题很好,这个问题能不能弄明白,不只是教学质量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以后的改装。在歼六飞机飞行中,因为“加快旋转”处置不当曾发生多次飞行事故。看来这是我们在组织教学中的软肋,也是没有飞行实践经验的专业理论教员在实施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他们往往只从理论层面去分析,而缺乏从技术角度进行讨论,所教内容不便于学员理解消化。杨利伟提出的问题引起的反思,意识到在组织以后的教学中,必须紧密结合这批学员的实际,科学制定计划,紧扣歼六飞机飞行特点,严密组织教学,坚决克服在教学中从理论到理论的问题。飞行活动毕竟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中进行的高级技能活动,学习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飞行员对飞行活动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以便于更快、更好、更自觉的掌握技术。

不为人知的心酸

每一位伟人背后,皆有默默支持的家人,杨利伟和妻子张玉梅的爱情,虽然简单朴实但意味深长,不似平常人家的粗茶淡饭,但始终有你陪伴,他们是触及灵魂的陪伴,他们是你需要,我就千方百计地支持你,义无反顾地陪着你,我可以扛下所有的累,忍得了所有的苦。

张玉梅本是一位中学教师,由于杨利伟工作需要,辗转多地,张玉梅主动申请调动单位,陪伴在丈夫左右,从西北无垠的荒漠,到西南连绵的大山,面对恶劣的环境,她没有一丝的怨言,同时飞行员家属所要承受的压力也是无法想象的,在当时技术各方面都有所欠缺的情况下,飞行员职业背后所承载的风险较大,随时都有可能离她而去,但她只是做到默默陪伴在杨利伟身边,做好他坚强的后盾。

刚调入梁平,出现了“停飞”风波后,领导对飞行员的家属进行了家访,家属们很礼貌,很客气,但眼神中流露出的是距离、陌生和失望。但走到飞行员杨利伟家时,张玉梅脸上微微地笑着,领导问有什么困难没有,她说没有,一切都很好,团里替我们想得很周到了,感谢组织关心,作为杨利伟的妻子,她始终默默地付出,支持丈夫的事业。

我们看到杨利伟的光鲜一面,谁也不知道他为了实现梦想,付出了多少的辛酸,甚至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只因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只顾一路前行,无所畏惧,这就是当代的英雄。

航天梦的实现

1998年初接到上级通知,要在全体飞行员中遴选航天员,在师团推荐的基础上,对初选对象的政治表现、思想作风、飞行技术、身体素质、工作表现、家庭状况等情况进行逐人审查。层层审查把关后,最后才确定了首批航天员队伍的14名,杨利伟也光荣地成为了这14名首批航天员之一。

提到航天员的训练任务,人们总觉得应当是十分严格和严酷的,但具体严格到何种地步,又很难说清,用一个数据来表述就是飞天成功后,他平静如常,心跳依然保持在每分钟76次,于常人而言,这个数据实现的难度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杨利伟也曾对此给出了确切的答案:“这是几乎达到了人体极限的魔鬼式训练”。训练期间,想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想吃的东西不敢吃,但杨利伟认准了方向,确定了目标,他就觉得有意义。尽管每天都在承受着无休止的晕眩折磨,尽管每次训练以后生不如死,但他愣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就这样,他的身体素质达到了标准,也终有一天他可以去实现自己飞入太空的理想了。

2003年10月的这天,杨利伟出发了,搭载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神舟五号。尽管经过多年的训练,但实际飞行时,实操和训练之间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原以为非常顺利的飞天任务,可在出发以后,发现麻烦及问题非常多。

杨利伟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得像一块铁。

开始时飞船缓慢地升起,非常平稳,甚至比电梯还平稳。杨利伟感到压力远不像训练时想象的那么大,心里稍觉释然,全身绷紧的肌肉也渐渐放松下来。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

火箭逐步地加速,杨利伟感到压力在渐渐增强。因为这种负荷我们训练时承受过,变化幅度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所以杨利伟的身体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

但就在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航天员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意外出现了。共振以曲线形式变化着,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杨利伟几乎难以承受,觉得快不行了。

当时,杨利伟的脑子非常清醒,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的共振并非正常现象。

共振持续26秒后,慢慢减轻。杨利伟从极度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斤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杨利伟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杨利伟真的以为要牺牲了。

飞行回来后杨利伟详细描述了这种难受的过程。经过分析研究,工作人员认为,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随后改进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在后来的航天飞行中再没有出现过。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不仅杨利伟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中。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杨利伟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眨。大家都担心杨利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

后来,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射进来,阳光很刺眼,杨利伟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下,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时杨利伟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行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 当杨利伟返回地球观看这段录像时,杨利伟激动得说不出任何话来。

后来飞船往返回来的路上,话筒将他的嘴角割破了,但对于杨利伟来说,这算是小事,因为他庆幸的是,如果话筒再往下低一些,那就会直接刺穿他脖子上的血管,到时候他就只能为国牺牲了。

勇士飞天日,民族圆梦时,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飞船在内蒙古的大草原落地了。此时,正好是当天天安门升国旗的时刻。杨利伟向指挥部报告:“我是神州五号,我已安全着陆。”自此后,中国航天事业昂首挺胸,稳步向前。航天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正是如杨利伟这样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不懈追求,中国航天事业才能阔步向前!

图为航天英雄杨利伟

我与首长的故事

1994年5月,我作为部队的新闻报道员调至梁平部队。当年的7月8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利伟,当时我作为某报的特约记者接任去采访全军优秀共产党员飞行大队大队长,但因临时事务未见到大队长,也因这次错过结识了杨利伟,那时的他还不过三十岁,面容稍显青涩,说话却不慌不忙,沉着镇定,我也向他采访了6.24安全事故,他首先为事故的发生表示惋惜,思痛之余总结了事故的教训,认为事故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同时也警示大家飞行安全要牢记于心。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要攻坚克难强化技术,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轻则影响战斗力的成长,重则将危及飞行安全,必须要吸取教训,居安思危,做到警钟长鸣。这次采访我发表了名为《蓝天骄子》《电话一响,粮油到家》的文章在空军报上。

此后,我时常穿梭在梁平各部队之间,去往梁平机场采访更似家常便饭,偶尔会遇到骑着自行车走在机场路的杨利伟,他会停下捎我一程,在短短几公里的机场路上,他和我分享队里训练的趣事,我和他分享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小故事,那个时候杨利伟面临父母退休、妻子工作忙碌的家庭情况,又面临身处他乡、改飞项目不顺利、一切从头开始的困境,但他没有被苦难所压倒,也没有叫苦叫累,而是带着更坚定的目光向前走,也用他乐观的心态影响着周围的人,也正是由于有他这样的朋友,让我在梁平的日子显得并不难过,甚至显得十分可爱。在他的带动鼓舞下95、96、97年连续3年荣立三等功。年年被空军及成都军区评为新闻先进工作者。

再会时是2010年,杨利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在梁平机场举办的航展,由于他的行程紧张,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几句,基本上是擦肩而过。

直到2017年我到北京送儿子读书才又有了见面的机会,一到北京就很想去看看老首长,但由于没有联系方式,加之航天员大队管理,保密要求很严,找了很多人都没有与首长联系上,所以到晚上都没能见面,次日有领导安排参观航天中心,我想有机会可以与老首长见面了。乘车到航天中心后,我满怀激动的心情,带着好奇心和神秘感,十分仔细地参观指挥大厅、训练中心、体能锻炼馆、航天员活动生活区。但在生活区转了几圈都没有见到老首长,后得知老首长外出了,我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请工作人员转告老首长,当天下午就接到首长来电,说他来看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格外的兴奋,第一眼见到他觉得他比在梁平稍微黑了一点,但整个人的精气神更足了,我们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昔日梁平相交之情涌上心头。我给他讲了他曾共事的战友们的一些情况,也向他汇报了自己从部队到地方工作的情况,他知道我转业进了农行,也嘱托到要在单位好好干,发扬部队的传统和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如何也要做出成绩来。

作者和儿子与英雄合影

都说时间似光阴,飞瞬即逝,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晚上,我们相约晚餐,接着未聊完的话题,似将这些年没说的话都一一补上,但我的儿子却似不速之客,对见到航天英雄兴奋异常,恨不能在餐桌上全面了解航天知识,对我儿子渴求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老首长都一一耐心地给予了回答,当天的晚餐就像一个传授航天知识的讲座,大家一下子跟随他的思路遨游在飞天之路,乘坐“神州五号”遨游太空,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中。

每一个人的成功都需要付出,付出不易,得到的成功要更加珍惜。如果选择碌碌无为地生活并非不可,但人生只有一次,何不确定个目标做一番事业,让这一生不白来,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想站在事业的巅峰,我们没有捷径,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以赴提升自己的实力。我们要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曾经的辛酸,最终会给我们无限的动力,直至成功。向杨利伟学习,学习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学习他为了党和国家的任务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有了精神,就有了动力,才有未来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