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涌：梦中那片森林

    岁月匆匆，1989年毕业便离开重庆师大，转眼已是二十九年，世事沧桑，我与母校也渐行渐远。但在我记忆里，还留存着一片森林---母校足球场边的夹竹桃。到了春天，它们争相长出蓊郁滴翠的叶子，盛开一树树艳若桃李的鲜花，成为校园里最耀眼的景致。

    2017年12月15日，母校文学刊物《嘉陵潮》的编辑任中秋给我打来电话，拟采用我的短篇小说《三星月的女人》，我们就定下了会面的时间。2018年3月17日早上8点，我从江北黄泥塝出发，地铁在跨越嘉陵江大桥时，我透过车窗，望见碧蓝的江水，回味着与同学们在江边野炊的往事，也想到很快见到久违的《嘉陵潮》杂志，心头甚至涌起一阵莫名的兴奋。九时左右，我走出了沙坪坝地铁站台，见时间尚早，便步行到了重师老校区。远远地看见熟悉的校门，看见在方形柱上郭沫若先生题写的“重庆师范大学”几个红色大字，这就是天成路12号，我熟悉的母校。我的眼睛顿时有些湿润，不自觉地加快脚步。

    进到校园，并无保安人员阻拦，却在离大门不到一百米的大楼前，摆放着一顶帐篷，两个物业服务员，在收停车费。我心里很纳闷，这些人为何不守护校门却守车库？我悻悻地回头，猛然间发现，校门在四周高大的城市建筑里，显得格外渺小，与从前鹤立鸡群的雄壮宽阔，有着巨大落差。这个曾经让我心潮澎湃的标志性大门，此时，倒像一位蜷缩大都市一隅、步履蹒跚却倔强地活着的老人，有些不合时宜，有些凄凉。原来，母校正在搬迁，新校区建在虎溪大学城。

    在中文系的办公楼前，我驻足徘徊很久。“中文系”，母校响当当的专业，响当当的名字。遥想当年，我们都怀揣着《彷徨》《呐喊》，在这栋小楼进出，“愤青”似乎成为我们的代名词。而此时，我看见的中文系楼墙上，虽然校训“厚德、笃学、砺志、创新”醒目，却已满是灰尘蛛网，有的墙面脱落，明显破旧，毫无格调与情调。但我仍然能触摸到那段激情燃烧的青葱岁月。

    经过“男生二舍”时，我想到的是母校的大寝室、大厕所、大教室和大食堂。这栋六层学生公寓就是大寝室，虽然留下岁月的屐痕，却保持着他古朴的本色，这就是我曾经居住了四年的宿舍。在这栋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砖混房里，我们十几个同学曾挤在一间屋子，没有空调，一层楼共用一个大厕所兼浴室。多数同学穷得除了一大叠书籍外，只剩棉被和可怜的几件换洗衣物。但我们很快乐，在这里，我们拥有过从乡村到城市的第一次惊喜，有过彻夜不眠侃大山的畅快，还有偶尔邀请女生到寝室逗留一下的惬意。“男生二舍”，始终在我的心灵深处，无法撼动和抹去。

    嘉陵潮文学社，师大中文系学子的魂。2013年，为了向母校60华诞献礼，1980-1989级中文系的学生们自发投稿，陈修元先生编辑出版了《人生突围---八十年代大学生的集体记忆》一书，书中也碎片似的记载了嘉陵潮文学社。我于1985年10月考进母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当作家的梦驱使我加入到了嘉陵潮文学社。这个文学社成员主要是中文系学生，创办了《嘉陵潮》，追求纯文学的校园刊物。我还依稀记得，1984级的学长袁勤华，用蜡纸钢板刻印出诗歌、散文汇集的报纸，然后奔走相告，分送各系，甚至像电影中的报童一样到街上叫卖。而嘉陵潮文学社那间编辑部兼油印的办公室，磁石一般，吸引着中文系的天之骄子们。在我看来，它就是时代的《挺进报》。

    我坐到足球场边的黄葛树下，企图搜索一下母校在大脑里遁迹已久的信息。校门口的那条大道，是嘉陵潮文学社开辟的“文学之角”“演讲之角”，常常聚集着一群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的年轻人。而这偌大的足球场边，原来是植满夹竹桃的，茂盛的树冠，俨然一片神秘的大森林。而喜欢钻这片森林的大学生，多少都会有点故事。现在则是一排整整齐齐的黄葛树，稀疏的枝丫，颀长树干，光秃秃生冷的石阶，一览无余。没有了遮掩，估计也就没有了故事。

    就在这片森林里走出一届又一届的师范生，就在这片森林里，诞生了莫怀戚、罗伟章等一批优秀作家，有的还活跃于当今的文坛。

    中午十一点，我准时到达三峡广场的金翠河，嘉陵潮文学社倪鹏、任中秋、张鹏相约见面的地方。我从任中秋手里接过《嘉陵潮》的那一刻，心突然地颤抖，我小心翼翼地展开，翻阅起来。二十九年了，我们分别得太久太久。我和倪鹏三位年轻编辑虽素未谋面，但彼此没有陌生感，没有代沟，因为我们是校友，是文青，同属嘉陵潮人。我们谈校园文学的困惑，谈嘉陵潮的未来，当谈到现代大学生的激情时，他们显得有些灰心失意，眼光中流露出怅惘。但我却在那三张略显稚嫩的焦虑的脸上，读到并未泯灭的希望。母校的莘莘学子，依然如我梦中的那片森林，正吐露新芽，释放出春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