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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李燕燕:杂病记(节选)

来  源:重庆作家网    作  者:李燕燕    日  期:2020年4月3日     


(选自《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第3期)


病,形声字。字从疒,从丙,丙亦声。

本义:身体的内患。

病与疾相对,“病”是身体内患,如肺痨、肿瘤之类;“疾”是身体外患,如骨折、兵创之类。

在中国文化当中,“丙”是火的意思。在五脏器官里,丙又代表心。所以,“丙火”又可以叫“心火”。心里感到不适有火,人就得病了。

作者说关于“病”,人皆惧之,其形多样,苦痛难耐;其义深邃,医者和田野自站不同视角、自持不同看法,抛开“科学”与“非科学”的孰是孰非,碰撞之间,常常可见世道人心。

——题记





蜘  蛛  胆


蜘蛛胆(带状疱疹),医者释义: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皮肤病。对此病毒无免疫力的儿童被感染后,发生水痘。部分患者被感染后成为带病毒者而不发生症状。由于病毒具有亲神经性,感染后可长期潜伏于脊髓神经后根神经节的神经元内,当抵抗力低下或劳累、感染、感冒时,病毒可再次生长繁殖,并沿神经纤维移至皮肤,使受侵犯的神经和皮肤产生强烈的炎症。皮疹一般有单侧性和按神经节段分布的特点,有集簇性的疱疹组成,并伴有疼痛;年龄愈大,神经痛愈重。本病春秋季节多见,发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呈显著上升。有自限性,病程一般23周。本病愈后可获得较持久的免疫,故一般不会再发。


上了大学后,我才知道,“蜘蛛胆”的学名是“带状疱疹”,始作俑者是空气中常有的一种病毒,其实与长相恶毒的蜘蛛并无多大关联。按照医学解释,像我一般小时候出过水痘的人,恰巧是“带状疱疹”的好发人群。因为幼时对所谓“蜘蛛胆”这种皮肤病的惊怖见闻,到如今,每每于疲乏不适之际有意无意抚抚腰侧,若有麻木或刺痛之感,内心即惶惶然,担心此处不久会悄然升起一片潮红,潮红之上再密布大小水疱,那就糟了。虽然,如今发达的医学告诉人们此非大病,但患者依然疼痛着心烦着,见者依然避之不及。

1987年,我8岁,平素住在成都北郊的“红柴厂”,按照惯例,在暑期来临时去母亲工作的县城度夏。那时母亲在彭州的客运车站工作,这个车站不大,却是小县城能赶“成都车”的唯一地方,因此这挨着城边、并不起眼的单位也就重要了。

彭州的农民背着背篓去成都做生意,那个篾条编成的大家伙里,放的是成捆的芹菜或者堆起的腊猪脸,城里人很稀罕这些价廉物美的“土货”。赶“成都车”的人很多,成团簇拥在一天只有一早一晚两班的客车旁,待狭小的车门慢慢张开,便一拥而上。背篓年深日久难免朽烂,在推挤当中,外伸的篾条除了刮花其他旅客的衣衫,引得人群中发出尖叫:看到起嘛,这是“的确良”哦!偶尔,篾条还会碰到立在车旁穿着赭红色高跟鞋的检票员的手背,在突如其来爆发的脏话之后,是一番夹着白眼的刻薄:

“老表,我说你背起个背篼赶啥子车嘛,直接走起去嘛,还省几个钱给你脚上换双鞋,免得臭得人打恶心!”

“大妹妹,你晓得不,这一来一去的时间省起,我都又可以去供销社买化肥饲料了。莫看不起我们这些种地的,我们盖楼了,你们也还住的‘偏偏’。”

“老表”一边说,一边朝车站对侧的一排平房努嘴。在检票“大妹妹”即将转换怒色之际,那头刚下车的“成都人” 竖起耳朵已听了一阵,遂上前几步,做起“和事佬”,针尖大的事,算了算了!边说边笑着扶扶黑边的眼镜。“成都人”带小孩赶车到彭州来玩,九峰山、银厂沟已经渐渐有名。可惜,这些临近汶川的好景点,在2008年的那场特大地震中,已经永远被倒下的山峰掩埋。

城里人鄙视“老表”们,可车站的人来人往间,“老表”却输送了最多的传说。算来,一大半与“病”相关,说得多了,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听者竟也渐渐信了。

“老表”说,他们乡里有人在田里忘了带水,口渴了,看着一旁关渠堰里的流水还不错,就捧了几把喝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喉咙直发梗,摸起颈项子感觉像有包。后来,渐渐到了咽不下干饭的地步,到县医院看,说是“食道癌”,让转到“川医”(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去看,医生一检查说喉咙快堵完了,没救了,那人只好回家等死。这时奇事居然出现了,邻乡不信邪的赤脚医生偶然看到这个水米不进的垂死之人,让他张开嘴来给瞧瞧,拿手电筒仔细观察间,赫然发现那个堵住食道的包块能够动弹,于是,二十出头的赤脚医生毛起胆子,用镊子弄破那个包,从里面夹出了几个圆滚滚血淋淋的东西——几条早已吸饱血的蚂蟥。

“想是那人喝的河水里有蚂蟥蛋,直接附在喉咙上了。”蹲在车站台阶上候车的“老表”,举起长长的烟杆美美地吸叶子烟,他讲的事情连穿高跟鞋的检票员也听进去了,我们几个凑闹热的小孩吓得浑身打抖。

“怎样?蚂蟥那家伙坏呀,只要在水田里它敢趴我腿上,我就拿烟杆薰,保准一个个焉不拉答的掉下来。”

那排作为车站宿舍的平房旁边,有一个假山池子,没人照管,死水里头长点东西很正常。逢到大雨,池水外溢,便有小片枯叶似的蚂蟥出现在池边水泥地上。在听过“老表”的故事之后,几个小孩只要看见那小东西,便见鬼一样尖叫着跑开。等跑远停下才发现,浑身上下已经铺了厚厚一层鸡皮疙瘩。若干年后,我在部队医院工作,有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利用蚂蟥中的一种——金线蛭吸淤血治病,我听闻倒吸凉气:我是宁肯患处淤青发肿疼痛一月,也不愿意让这吸血鬼在皮肤上呆一秒哇!

至于“蜘蛛胆”这种病,更是经“老表”的口发扬光大。原本,川西坝子早有传说,蜘蛛有毒气,它要是爬过人身上赤裸的皮肤并撒尿,那么人就会得吓人的“蜘蛛胆”。“老表”说,切,蜘蛛胆?我们叫“蛇缠腰”好不好?腰杆上,肉皮先发一坨红底子然后起水泡子,没几天就破水了,好家伙,那玩意顺着水渍,蔓延着长,在腰上缠满一圈,跟条腰带似的,人就完蛋了。喏,解放前我舅妈就死在“蛇缠腰”上,要死的头几天,疼得呼天抢地。“老表”土归土,可人家到底是个花甲老人,见识是有的。

车站的平房很潮湿,内里蜘蛛横行,多是那种比黄豆大一点毛茸茸的,鬼鬼祟祟,总在人晨起拉开窗帘的一瞬间突然露脸,如果你惊叫,那它会迅速跳过窗帘的几个皱褶,朝你的手臂进发,当然,那玩意是万万沾不得的。你闪电般缩回手臂,还好,蝇拍也在窗台旁边,抄起家伙狠狠一下,哟,钻那边墙缝里了,半晌,又露脸了,再来一下,满满一泡深绿的汁液——瞧,这些就是导致“蜘蛛胆”的毒液。当然,也有不信邪的,比如我那个60年代从农大辍学,做了一辈子“老姑娘”、“小摊贩”跟“保姆”的大表姑,她若是看我张牙舞爪追击沿着窗沿惊逃的蜘蛛,便会拦下我讲:蜘蛛也是生灵,吃蚊虫,能带来福气的。当然,这样人毕竟属于少数。

清醒的白天当然可防可控。夜里,车站这样的“小单位”经常停电,末了就靠一台嗡嗡作响的低功率发电机维持职工家属的夜间用电。我还记得,黑白电视机都没法负担这样的低电压,常常出现黑屏的现象。所以,低矮屋顶吊着的昏黄灯泡下,大人们聊天织毛衣或者拿着点杂志报纸的凑着光瞧瞧,小孩子桌子上加个小台灯做作业,或者下下弹子棋。小小的毛脚蜘蛛就以大片暗影为有效遮蔽,悄然爬到人的身上。如果关灯睡觉,就更不用说了,它想在人体的哪个部位停留撒尿,都能做到。基于现实情形,车站的女人们认为,要防可怕的“蜘蛛胆”,杜绝蜘蛛的侵袭,要做到两点:一是房子不能太潮,二是必须爱干净,经常打扫。

1987年的夏末,车站里有人得了蜘蛛胆,是个9岁的女孩,名叫小角,是我邻居的孩子。

说起来,这户邻居的孩子会得蜘蛛胆,在众人看来几乎带着必然。一是这家人住在平房最角落的一间,那个地方平日晒不着太阳,又紧靠公用洗衣池,水渍常年不干,他家的门槛上都生满青苔。论起来,小角的父亲是复员回来的汽车兵,是车站的客车司机,名正言顺的正式职工;小角的母亲却是当年嫁给兵哥哥的乡下妹子,虽说也在车站干检票的工作,从身份上讲却是个临时工,除了没有季度奖年终奖,还有许多待遇享受不到,比如去县医院看病要自己掏钱,在车站医务室拿药也要看人脸色。皆因平房属于单位宿舍,分房要打分,小角家里有临时工拖后腿,自然落不到好。“你们这些人哪!有房住就不错啦!看看隔壁灯泡厂!”车站书记每次开会都很神气。据说,灯泡厂里宿舍很有限,甚至结婚的“单职工”都得挤4个人的集体宿舍,如果家属来了,要请屋里其他3个人到县里电影院去看一晚上电影。

二是小角的母亲不大爱干净,这是车站女人们的统一认识。比如,小角妈养鸡不是像车站其他人那样,在平房前搭一个笼子关起来养,而是像农村那样放养,几只花鸡母随意地在屋里屋外踱步拉屎,再加上没有硬化的“三合土”地面,只能扫地没法拖地,小角家就不大可能打扫得干净了。别的小孩子穿得整洁,衣服两天一换,但小角不是,她的辫子总是毛毛糙糙,衣服一连穿四五天,上面是一块一块的污渍。私底下有人喊小角“农民娃儿”,她户口是农村的,随她母亲——上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小孩户口必须随母。小角妈户口农村,没兄弟,在城里没有正式工作所以乡下还有地有农活,小角妈需要城乡两头跑,也就分外忙。最开始车站女人喜欢拿小角妈说笑,后来总见她从乡下拿点花生豌豆核桃之类馈赠,也就不好再说了。虽然,有时看见她的一些作为很想拿出来宣扬揶揄一番,但刚说两句,便觉得哪里有点什么不对,悻悻地住了口,由着心里的小虫子爬来爬去。

“不管咋说,小角妈人还是对的,那些人不喜欢别个,离远点就行。”我母亲总爱这么说。在小角得蜘蛛胆之前,“小角脑壳上有虱子,莫跟她玩”的说法,在车站的孩童中间流传甚广。

“乱说,现在哪里还有人生虱子。”我母亲讲。母亲跟小角一家走得近。一段时间里,小角妈常带着她去县城边的集市选购山里的野生菌,小角妈懂得辨认哪些能吃,哪些有毒,两人很有些交道。

因了各种必然偶然,小角在野生菌落幕的“立秋”之后发病了。

“奇怪,今天蚊子怎么这么厉害,好痒好痒,还发疼。”小角隔着一层裤子抠着大腿,“我感觉这一大片好像起了好多泡。”小孩子家到底不觉得有多恼火,我和小角围着平房一侧的小花坛玩了一下午,采摘粉红色的水仙花打算拿回去染指甲。

小角的病直到晚上九点过才被她妈发现,那时已经灼痛难耐。小角妈像往常一样打好热水,督促女儿擦身子,看见她怎么也不肯碰大腿内侧,恼怒之下上前查看,才发现靠近隐秘处有一大片水泡,大大小小,颜色发黄,很是怕人。小角妈一惊,叫来算得有见识的小角爸,夫妻二人确认女儿得了“蜘蛛胆”。但好在,“幸亏没有长在腰上。”换在今天,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去医院解决问题,但在小角一家,想的却是明天找“高老师”问问。

“高老师”何人?车站医务室的“医生”,农村赤脚医生出身,传说是一位总站领导的家属。高老师是在小角妈之后来车站工作的,虽然是正式职工,并且“以工代干”,但跟以前医务室的人不同,她素与小角妈亲厚。更关键的是,车站的人认为,她的“土方子”颇为厉害,很见效。比如,摘下昨夜刚开过的昙花拿来炖猪肉,连汤一起喝完,可以治疗心痛症;去找车站门口小馆要点黄豆渣,搓成丸子吃,可以治糖尿病——无独有偶,我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得知不光四川民间,就连巴渝民间也有这种土疗法。据说,住平房那头的廖大妈一边吃豆渣丸子,一边拣肥肉吃,也不见犯病了。与高老师的“土方子”比,县医院实在不值一去,尤其临时工们以及农村户口的孩子得自己掏钱的情况下。要说县医院的“拙劣医术”,我算活生生的例子。在县医院打针治扁桃化脓,两针下去,高烧没有退,身上却起了风团,待到去打第三针时才有老护士发现,针药过期了,身上的风团属于过敏现象。彭州离成都近,那时读过医药大专的人都会往成都调,调区级医院。

高老师在翌日告诉小角父母,“蜘蛛胆”是有简单的土方子治的,就是把生的糯米嚼碎,敷在患处。后来才知道,由于国人对蜘蛛多是怕的,继而衍生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土方子”,有效与否不敢论断。2018年,我在中科大采访,还听得一个故事。中科大有一个毕业生,后来作为哈佛大学2016届毕业生的代表,在致辞中讲述了自己童年时被蜘蛛咬伤的故事——关于一位农村母亲如何用土法给儿子治伤,很接地气。他甚至以这个故事为引子,解释了科研的意义:“成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应该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和其他农民那样的群体。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应该认识到,对知识的均衡的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出身农村的小角父母笃信同样来自农村的赤脚医生的“土方子”。小角才九岁,自然不会把长疱疹这件事太放心上,几个小孩在平房外逗猫玩。小角妈在厨房找到还剩的一小袋已经有点生虫的糯米,掏出一小把,塞到嘴里,艰难的咀嚼,伴着唇齿之间的微小脆响,面目上现出难受的光景。

“以前过‘粮食关’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嚼点生的,还是有点打恶心。”小角妈跟出车回来的小角爸说。

那团嚼得稀烂的米糊,平平地敷在了小角的大腿内侧。初时这团浆糊又黏又湿,天热只一会工夫,就干成了一层壳,白白的翘着。这一下,疱疹看不出,倒像一种别的与脱皮有关的病。

小角照例又到我家来玩,随性地坐在大床边——那时平房只有两间屋子,外头一间通常摆一个双人床,是大人的起居室,倒也没有多的沙发凳子之类。小女孩穿裙子,淘气地叉着腿。母亲一下就注意到小角大腿内侧的异样。

“你那里怎么了?”母亲惊惶地问,她那天刚换了新床单。很明显,那层干掉的糊已经落了很多屑到床沿,“哎呀,看着怎么有点像牛皮癣!”

“嗯,不是的。”小角在吃一块绿豆饼,答得漫不经心。

“哦,小角得了‘蜘蛛胆’,她妈给她糊了米粉。”我帮着小角补充。

“她家蜘蛛是有点多。哎,大人也太不当心了。”母亲放低声音说。

待到小角回家吃晚饭,母亲趁烧菜还差点火候,抓紧时间把床单换掉,“不但要换,还要好生洗,你看,又多了好多事。”末了,母亲还严厉地告诫我,这段时间离小角远点,她那个疮子是会传染的。

一天天过去,小角妈依然忍着恶心嚼米糊,敷着米糊的小角依然在平房前嬉玩,但小伙伴们明显对她躲躲闪闪。

“哦,我妈招呼我回家吃西瓜了。”一个小伙伴跟她分手道别,平时她们会玩到晚饭前。

小伙伴屋里果然有一盘切好的西瓜。包括我的母亲,几个车站女人围坐,吃西瓜搭配的谈资正是小角腿上的“蜘蛛胆”。谈论“蜘蛛胆”,自然连之前不好说的话都说了出来,难得如此酣畅痛快。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结论是:“老表”终究是“老表”,各种坏习惯,所以怪病才会找上门。

可惜的是,米糊终究没有治好蜘蛛胆。一个多礼拜过后,那片可恶的东西竟然在大腿上蔓延开来,东一块西一块,初起粉红,伴痒痛,然后在其上起浑浊的水泡,看上去就和传说中的“蛇缠腰”的长势相仿。小角妈哭得眼睛通红,取了些钱,决意带女儿去成都的大医院看病。

但她们在临去的前一晚却意外得到了一瓶药。平房的一位邻居家里来了客人,是从“川医”进修回来的县医院的年轻医生。他看见了焦急的小角妈和有些惊惧的小角。

“这个是带状疱疹,已经发展到了末尾,搽药就好。”小伙子很肯定,并且连夜找了一瓶药给小角妈。药装在塑料瓶子里,是粉红色的浓稠液体,贴着简陋的小标签——“炉甘石擦剂”。小角妈虽说已经下定去成都看病的决心,但觉得试一试还是可以的。挨着患处擦一遍,不曾想到,只一夜功夫,原发的旺盛的疱疹全焉了,几块蔓延出的粉红斑块消失不见。

饶是如此,被惊吓了多日的小角妈还是带孩子跑了趟成都。

“这就是对症下药。”“川医”的医生对匆匆赶到的小角妈说,“看来是有效的,就拿这个炉甘石外用药给孩子搽。”

“可是……”小角妈还想说什么,医生已经喊下一个病人了。大医院数十年来都有很多人排队等待。

三天后,小角痊愈了。

炉甘石擦剂能治“蜘蛛胆”,那必是了不得的药了。后来,车站里有人生了热毒疹子,比“蜘蛛胆”自然轻太多了,他也专门去医院开廉价的炉甘石擦剂来搽,但奇怪的是,居然没能发挥什么作用。

其实,这种擦剂只是普通的外用药剂。前些年有个皮肤科医生对我讲:“蜘蛛胆”——带状疱疹病毒是“自限”的,生存周期有限,能够自生自灭。或许,搽了炉甘石粉就起效,是因为病毒已经发展到消亡期了。你说会死人?如果引发严重并发症或者感染,倒是有可能。

就算“蜘蛛胆”能“自生自灭”,但它毕竟在“民间传说”的加持下添加了许多恐怖印记,没有患者愿意去等去捱。学历越来越高的医生们,也仿佛看透了患者的想法,治疗上更为重视,动辄就要求“住院治疗”。至于简陋的炉甘石擦剂,早就被医生们束之高阁了。

2014年,母亲大病入院,父亲急火攻心,腰上有一片地方,无缘无故疼了一个多星期,是那种挨都挨不得的疼,日夜不停。待疼痛转成刺痒,密密麻麻的小水泡便发了起来,这是“蜘蛛胆”,生在腰上——恰是传说中最吓人的那种“蛇缠腰”。父亲一向“甩得伸”,粗心大胆的,在我们再三催促下,才去成都市最负盛名的皮肤病专科医院看病。专家在腰上左看右看一番,开出一叠检查单。父亲东奔西走做了一整天检查。拿到一堆结果后,那个专家面色严肃地告知父亲:“你看你有‘三高’呀,特别是血糖不好,瞧,马上就7.0了,这样带状疱疹很难痊愈的。稳妥起见,建议住院治疗。”父亲一听立时急了,这位医生呀,这段时间家里有病人,事太多,没法住院啊!最后,硬逼着那个专家开了几袋药,内服外用的都有。可我父亲呢,一会要换班看病人,一会儿要去医院送饭,有时在医院陪床,有时太累回家连脸脚都不洗直接倒床,所以,那些治“蛇缠腰”的药没有按时吃或者忘了搽,但也没见破水蔓延什么的,腰上接连痒痛了一周,后来竟也一点点捱好了。因为好得很顺,家里人甚至质疑父亲生的不是“蛇缠腰”。不过,有的东西确实难说。

再说个事。长大后的小角在成都安了家,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全职太太,她住的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树木葱茏,蚊虫多,屋里亦常有大个的蜘蛛出没,它们逐食而生。小角妈在女儿家住,见着蜘蛛依习惯追着打,但戴着檀香手串、有些发福的小角却时常嘟囔:不要打蜘蛛,周围老人说啦,蜘蛛是带福的呀!有时,小角妈追蜘蛛追得急了,穿着拖鞋不小心踏到露台,又会换得小角叫唤:妈,你怎么又踩出去了,一会儿屋里又全是黑脚印,可惜阿姨才弄好的地!




肠   风


医者释义: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结肠和直肠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病变局限于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病变多位于乙状结肠和直肠,也可延伸至降结肠,甚至整个结肠。病程漫长,常反复发作。国外又称为“溃疡性大肠炎”或“特发性结肠炎”。中医称为“肠风”“、痢疾”、“泄泻”、“便血”或“脏毒”。


与可能自生自灭的“蜘蛛胆”不同,“肠风”是一个只能“捱”和“等”的病。恼人的“拉肚子”持续经年,人变得消瘦枯黄,甚至连括约肌都会松弛,日常生活满是尴尬。2002年,成都到重庆最快的莫过于成渝高速公路,客车有4个半小时的车程。去重庆看儿子的赵叔每回都早早买票,早早上车,坐到旁人一般不会选择的车载厕所一侧的座位,只是为了应付毫无征兆、突如其来的内急。现在的城际客车一般都没有再设置“厕所”,内急的旅客必须捱到服务站才能上卫生间。

“好在如今有高铁动车坐了,上面有解手的地方。”赵叔说。

1952年出生的赵叔,是父亲“红柴厂”里的同事,一位资深高级工程师,长相憨直,尤其嘴唇很厚,看似蠕动都费力。所以,旁人与之搭“白话”,他总是不痛不痒地回几句,然后裂开大嘴呵呵笑,对其中暗含的话茬,永无明确的观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汽车、农用车的需求量暴增,生产内燃机的“红柴厂”被上级领导认为有机会整合资源做大做强,于是耗巨资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生产线,随之,厂里的“技术型人才”也分外吃香。正值壮年的赵叔,是厂里有名的液压机修理高手。当年凭着这一手绝活,他从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车间工人,硬是转成了技术干部,再从一般技术干部做到“高工”。 赵叔带着好几个技校出来的徒弟。成日家,徒弟们很殷勤,不消说过年过节的孝敬,就连平日赵叔家里缺点油盐酱醋,徒弟们都能及时觉察,并争相填补。饶是如此,徒弟也没本事取得“真经”。因为,每每赵叔修理出了复杂状况的机器,都喜欢蒙着来:只见他把手伸进机器内里,歪着头半闭着眼,光光凭着手上的感觉动作,鼓捣几下,再搭上机壳,一声“好了”,机器便又隆隆运转起来。徒弟们压根摸不着头脑:师傅是怎么把机器修好的?也有精灵点的小子,主动买块前夹肉炒一碗回锅肉,配点凉拌猪耳朵,最重要的,是拿上几两小酒,请酒量小却爱酒的师父吃饭,几杯酒下去,等到师父耳朵根有点泛红,再小心翼翼地相问:那天您把手伸进机器里去,看都不看摆弄摆弄就好了,可真厉害!这里头有什么窍门呀?师父眯缝着眼,从厚嘴唇里迸出几句话:你小子,那点小心思。先把爬学会了,再学走!其实酒量不大的赵叔,还是没那么容易醉的。

“红柴厂”算得大厂,有几千号职工,故事几百箩筐都装不下。父亲很喜欢把厂里的趣事讲给家里人听,母亲对赵叔的作为很不屑:那个赵高工,分明是“面带猪相,心头嘹亮”!

说话莫那么难听,父亲说。

抛开“带徒弟”的故事,赵叔算得个和乐好处的人。有人排到星期天值班,恰好家里又有老人或者孩子的事要办,赵叔上前拍拍那个焦急的人的肩膀,主动跟他换班;中秋节,车间有大姐因为事情耽搁,结果领了剩的最后一份“冰桔月饼”,但一再表示不喜欢,说家里人就喜欢椒盐味或者火腿蛋黄金钩馅的,赵叔听见,就慷慨地把自己挑到的那份换给她,回家挨老婆张老师一顿数落,只是嘻嘻直笑。

那几年,赵叔是厂里绝对的“红人”。按说,有的人红就遭妒,明枪暗箭一股脑上,防不胜防,这种情况在国企单位里很常见。可赵叔是个例外。妒忌他见不得他好的人是有几个,就是找不到给他“按钉子”的机会。有人使的阴招是一起聊天故意往领导呀是非呀这方面去引,待你一回话,就抓住你的把柄了,反正怎么也说不清楚。但赵叔本来就不多话,但凡一扯上是非,立刻满脸堆笑:“我先走一步,张老师还招呼我买把小菜带回家呢!”说话的人只好满脸悻悻,目送赵叔微胖的背影渐渐消失。有人故意找点尖锐的话题,等着赵叔来跟他掰扯,比如在人多的场合这样说:“赵高工,听说你那天在‘比武会’上展示的那手绝活儿,东郊有个高工前几年就用过了,严格说你算不上创新哦!”赵叔笑呵呵听着他说,然后笑呵呵地回答:“是吗?那你什么时候把你说的那个高工请到厂里来,咱们一块跟他学学。还有,液压机修理跟电机修理还是不大一样的,据我所知,他是做电机这块的哦。”然后谈笑风生地打饭、吃饭,夸赞今天食堂的“咸烧白”做得入味。

1995年初夏,“红柴厂”往“集团公司”改制,新编制里有了一个“总工程师”的位置,属于最上层的公司领导,赵叔则不出意料地成为这个重要位置的不二人选。人选厂里是确定了,还需要向上面打报告,等待上面考察、开会、下文,这样一来,等待的时间至少半年。半年吧,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要是一切顺利不伸出别的枝节还好,可就在这半年里,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1996年春节,赵叔突然“肠风”缠身,此后一直缠绵病榻。

“一天最多得拉20道肚子”的赵叔,被单位从厂医院送进了“川医”,住院时已经因为脱水而神志不清。挂了三天点滴后,才勉强有了发出声音的气力。或许来势汹汹的“肠风”冲垮了他强行设置在头脑中的层层防线,他一反常态变得唠叨,在呻吟之间反复告诉来看他的人:“我是吃了兄弟媳妇弄的没刮鳞片的鱼遭的。对了,二弟媳妇。”

赵叔是家里的老大,有三个弟弟。四兄弟当中,他算最有出息的,而二弟则算最倒霉的——八十年代从政府调到企业,九十年代他所在的企业不景气“内退”,每个月拿两百块“稀饭钱”。但二弟媳妇却是要强的,一个小学语文老师、班主任,当初只用了两年便通过自考拿到本科文凭。赵叔家里团年,原先约定是几个兄弟轮流操办,但有几年,赵叔都抢着操办,而且花钱在街上请馆子的厨子上家里弄,一桌子满满当当富富态态。团年饭即将开场之际,做东的赵叔还会先来一大段新年致辞,用他已经百岁的祖父的话来说,唯他是家族里的出息之人,有别于其他不肖子孙,堪为表率。但团年夜,二弟媳妇每每借故堵车之类,晚来几分钟,恰好错过赵叔热情洋溢的演讲。1996年春节的年夜饭是二弟媳妇张罗的,这个做东的机会是她拼命抢来的,理由是“替大哥庆贺”。当然,二弟媳妇的年夜饭全部由她自己亲力亲为,虽说样数少了些,但每一个菜都大份。尤其是圆桌正中那盘鲤鱼,至少有三斤重,炸的酥香,又做了豆瓣风味,很诱人。但那条大鲤鱼是没有去鳞的,二弟媳妇历来的饮食主张是鱼不刮鳞,因为鳞片吃了能补钙。

赵叔呢,特别喜欢吃鱼,厂里人都晓得他是“鱼猫子”。那天年夜饭大半条鱼都是他吃的,虽然看见鱼没刮鳞心里不太高兴,但还是抵不过诱惑。当天夜里守岁,就隐隐觉得腹胀,正月初一下午,就开始腹泻,连续几次,赵叔也很警觉,吃了黄连素、氟哌酸,并没能起效。夜里更厉害了,一连跑了十几次,最后拉出一片鲜红。

“你们不知道呀,堰塘里的淤泥都藏在那条鱼的鳞片底下,那个草鱼鲤鱼的要是不刮鳞,吃死人都有可能。”病榻上的赵叔拖着哭腔说,几乎逢人就说,而且反复强调是二弟媳妇亲手做的鱼。没有刮鳞的鲤鱼,似乎还散发着阴谋论的味道。

“大哥这样说话没道理。他之前肠胃就不好,稍微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就会闹肚子,怪不到鱼鳞上。再说,没人逼他吃,对不对?”二弟媳妇逢人喊冤叫屈。二弟一家也住在成都北郊,几个老厂彼此相熟。大多数时候,话头并不是二弟媳妇主动挑起的,是别人想方设法绕到那上面去的,“哎,听说你屋头大哥团了年就不好了?”听完二弟媳妇的一通辩驳抱怨,旁人会心笑笑,然后做出安慰的言语、表情和动作。这样的对话,我与家人外出时遇到过两次。

其实,赵叔先前肚子不好是有点苗头的。父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常与赵叔一起出差。他发现赵叔只要出差,黄连素便是必带的备用药品,且十有八九会用上。在青岛,赵叔一边就着温水吃药一边告诉父亲,这地方靠海,和四川这样的内陆水土差别很大,外地的人大都会有水土不服的表现,有人头疼,有人身子发软,还有人会拉肚子,而他属于肠胃敏感的那种,前一天吃多了海味,后面肚子就有反应。父亲以为然,因为那几天他自己确实感冒了,并没有往深处想。

 总之,“赵高工吃鱼吃遭了”的事流传甚广。

赵叔正月初一突然犯病,正月初二开始进医院。最先以为是普通的急性肠胃炎,去的是厂医院,可是几顿屁股针下来,并不见效。拉肚子时间一长,乏力低烧脱水,一堆症状都来了。不得已,厂里送奄奄一息的赵叔去了“川医”,住院输液一周,拉肚子没有完全止住,还多了土话叫“壁胀”的新问题——腹中发痛发急,如厕却只有一点脓血。“川医”给赵叔做了无数检查,验血、排泄物细菌培养、肠镜……无创的有创的,病人受尽折磨,所有检查的结论却都似是而非。个别医生还有更吓人的推测——结肠癌,理由是培养不出能合理解释病因的细菌,而肠壁的小溃疡很可疑,可验出的“非典型细胞”又不等于“癌细胞”。

“还是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人民群众的智慧无穷哪!西医拿不出结论,中医一个词——‘肠风’,就把症状病史概全了。”一个消化内科专家感叹道。

来往于“川医”的第一年,听着专家教授们的各种解释和猜测,赵叔和家人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般,起起伏伏,惊险跌宕。这不算,渐渐的,厂里有了一种群众间流传的说法:老赵,赵高工,人好技术好,啥都没得说,连老天爷都觉得所有的好事不能叫他一个人拿去了,所以来了恼火的病。父亲对这种说法以为然,而母亲却又扁嘴:“这叫人太精有天收。”领导们之间交流的信息是“老赵可惜了,身体不好”。1996年春天,上头派下工作组来考察“总工程师”人选,这些说法自然也传到了工作组耳朵里,因为“身体原因”,赵叔被认为“不胜任”,“候补”程序启动,他的“徒弟”——一个年轻的“高工”幸运地“捡了个漏”。后来知道,也不完全是“捡漏”,那个徒弟本来也是上头某领导的女婿,是市里的青年人才,当年还是赵叔主动要带他的。

综合种种,本来春风得意的赵叔,确实是被一条没有刮鳞的鱼害惨了,如果这条鱼真的与他发病有因果关系的话。之后数年,恼人且无解的“肠风”死死缠上了他。

不过,在历经“肠风”的花样折腾以后,赵叔也顾不得这许多的功名利禄了,再争强好胜的人,在经久不愈的病跟前,只有任由那企图心一点一点地灰下去,哪怕有点正常人的生活就阿弥陀佛了。同时,还得眼睁睁看着,周遭境遇发生的变化。初始,有许多看他的人,有人主动送熬得雪白的鲫鱼汤,鱼是别人钓的土鲫鱼,鱼鳞当然是刮干净了的,鱼汤整整送了三个月。大半年过后,赵叔又病紧住院,他爱人那段常常出差,在厂里找他那帮徒弟帮着送饭送汤,都推说忙,竟然没有一个人应允,最后,还是我父亲念及同事情分主动担下了这个事。若干年后,赵叔倒真心跟我父亲格外亲厚了,从重庆看儿子回来,总要给他带点小礼物;2003年我调去重庆工作,他也让儿子多处关照帮忙。

“我来试一下。”1999年,一个叫欧阳的访学归来的医生主动找上了赵叔这个棘手的病人。在消化内科,快40岁的欧阳从国外导师处带回的新观点还不太被接受,加上“人不大谦逊”,在科里算是个边缘化的存在。当时,专家们看见纠缠多年的“老病人”赵叔,一心只想打发他快点出院,不然,处境不利的欧阳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样一个病人。赵叔已经不再计较给他看病的人是不是知名专家,只要能有效只要有个确切的说法,试一试未尝不可。

“他可是极有价值的病人。”欧阳兴奋地对不解其意的同事说。

“欧阳不像那些专家,他是一切都自己上阵。他亲自给我做肠镜,那时没有麻醉,但他手轻得很,也没大的疼痛。现在想想,他是把我当个科研病人对待,我在他那里看病治病,大概将近10年。”赵叔后来回忆道,“我在欧阳手上,差不多俩月一个肠镜。”

白天做肠镜,夜里欧阳在自己的实验室忙个不停。“欧阳一定从赵叔肠子上扯下不少肉吧?”这样想着,我常常下意识捂住腹部。几年后,欧阳得出了“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的结论——老百姓把这种经年不愈的拉肚子叫做“肠风”,当然全国各地可能还有些别的称呼,但这样正式的医学术语在国内提出还算先进。赵叔那来之汹汹又延绵数年的“肠风”,终于有了一个确切的说法。随后,根据实验室的观察,欧阳在国际期刊发出了几篇高影响因子论文。病因找到,治病的方法却仍在摸索,摸着石头过河。10年后,赵叔彻底放弃西医治疗,也不再大包小包吃中药了,转而做气功、搞食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硬是用意念把拉肚子的次数控制到一天23次,虽然腹痛还是来得猝不及防。据说,当年“总工程师”黄掉以后,除了病紧住院之外,赵叔依然坚持工作,而且把自己的“拿手活儿”看得更紧了,他依然把手伸进机器里面鼓捣,末了机器复原运转,周围的人依然不知晓他内里的修理过程。

“如果我没有‘肠风’,当上了厂里的‘总工’,自然不在乎这些嘘嘘摸摸的小事。但我现在和将来只能靠手上的技术吃饭,就得把饭碗端稳。”赵叔对我父亲说。

没捂几年,厂子却像他当初得“肠风”一般,突然大量亏损,听说是最新上马的生产线太高端,生产出的东西不接地气——就好比满街都还跑着桑塔纳奥拓,你却在做宝马奔驰的发动机。青黄不接的“红柴厂”最终被其他企业给收购了,不过赵叔已经提前退休,常常跑到重庆安家的儿子那边。

2018年,我听说,当年并不被专家们看好的欧阳医生,一步步走高,已经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攻关方向之一就是“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算来,赵叔的“肠风”好歹成就了一个名医。

也是在2018年,害了20多年“肠风”的罗叔,抱到了第二个孙子,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很善于在重庆大小超市里挑选新鲜藤菜的老人家了,一个具有精明节俭持家特质的成都老年男性,区别于一众嗓门洪亮、行动粗犷的重庆老人。在帮儿子“带娃娃”的忙乱之际,罗叔回过神,突然发觉自己有半年没拉过肚子了,难缠“老病”终于消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