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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变迁历史遮蔽下的父性之光

——评李伯勇长篇小说《父兮生我》

来  源:重庆作家网     作  者:张晓旭     日  期:2019年7月23日

“如果说,对父亲的叛逆,可以视为男人的自立。那么,当人生回归到对父亲的依恋,是不是男人的自省?”这段写在《父兮生我》扉页上的卷首语,掀起了众多儿女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父亲,基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家族角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外作家密切关注、描摹的对象,纵观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进程,该主题的创作多集中于父亲的形象塑造、父权与父性、缺父与寻父三个主要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父亲形象的书写已由最初的扁平化、符号化创作方式逐渐向丰满立体、真实可感的写作方式转变;作家群体对父性精神的解读随着父权的拆解、父位的缺隐日益深刻、具体;当前,文坛中能够充分结合地域文化特征探讨父性精神的作品不多,李伯勇的长篇小说《父兮生我》就是其中一部,作者选择在赣南地域独特的家族背景环境下解析父性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历史长河中感悟父性的下滑与撕裂、诞生与传承、潜行与张扬,通过把握父性的个体多样性转变,呼唤父性轮回,重燃父性之光。

一、父亲群像背后的生命底色

著名学者冯友兰曾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父亲,作为维系家庭、家族、社会三者关系的重要一环,他的形象、地位同时代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解读父亲形象的过程其实也是审视家族秩序与社会制度的过程。五四时期,《终身大事》《获虎之夜》《斯人独憔悴》等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常是专横的、冷酷的、不通情理的,出于一定的文学写作目的,这一阶段的父性常为父权所遮蔽。而随着“激流三部曲”、《雷雨》《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进入读者视野,人们开始重新定义父亲的形象,以《财主底儿女们》为例,父亲蒋捷三的出现其实“标志着现代作家对封建家长的塑造已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从道德判断走向审美的把握,从简单的思想、制度的代言人到复杂人性的典型。”

可以说,父亲形象由单一化、平面化、固定化向多元化、复杂化、模糊化过渡的过程,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众多作家为父亲群像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李伯勇在小说《父兮生我》中,通过“天河隐现”“赤江苍茫”“黑河灿亮”“橙溪奔湍”“立交桥顾盼”五部分向读者描绘了“守家的”“在外的”“行走的”三类父亲形象,进一步丰富、延展了文学史的父像长廊。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经典叙事模式,李伯勇结合赣南地域独特的生活体验与真实感受,以第二人称“你”切入文本,通过倒叙回忆主人公李沛宽与父亲最后15年的相处时光,牵出整个李氏家族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并结合描写朱明、何德水、吴显儒几位主人公家庭变化情况,完成了对“父亲”的追念及对“父性”的反思。李伯勇笔下的“父亲”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在时代风云的浪潮中匍匐前行,真实可感的一群人,作者怀着一份深沉质朴的情感书写着家族故事,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之感。

在小说文本中,有一个突出意象,常伴随故事发展而间歇性出现,即李沛宽“瓷像上的爷爷”,爷爷李庸和像一个符号,更像一本族谱,记载着李氏家族的一切,连通着李家始祖李哲炯与李家人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多年后,当他化为瓷像静静注视着李家后人平静而起伏的生活时,历史变迁的苍茫感霎时跃然纸上。李家的四位父亲:李哲炯、李庸和、李令昆、李沛宽分别代表着四代人,他们身上承载着“父亲”二字赋予他们的生命重量,他们身上的父性,蕴含着多重内涵:一份对家庭、家族的责任;面对权势不屈腰,不卑膝的血性;带领李家开山业,壮门风,发家致富的智慧;做人做事凭良心,守美德的品质;面对挫败与失落坚强不屈的隐忍;能够顶重担,在生活中进退有度的分寸;谅解、宽容子女过错的气度;以及在艰难困苦的迁徙环境下敢于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奋进、无畏、勤劳与勇敢……

小说除了书写李氏家族的四位父亲外,还花了很多笔墨描写其他几位父亲,这些人身上同样涵养着父性精神。朱明,一个转业军人,在丫山钨矿做保卫干事的“东北佬”,性格刚直强硬,不懂变通包容,他用自己雄性的力量征服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不料,一次炸鱼事故让他左手受伤,被单位除名,一次偶然撞见17岁少女黎桂英解手,被诬告为“强奸未遂”,判了七年徒刑,押送赣北劳改农场服刑。狱中的朱明与狱友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反思年轻时自己的所作所为,他通过改变自己,让自己的生命得到重生,时间教会他不再孤傲冷漠,不再用暴力凶狠征服一切。在监狱,这个看似最不堪的地方,他守住了人格和尊严,完成了由“雄性”向“父性”的转化,成为了一个高尚的,值得让人尊敬的完整的人。

李伯勇在《父兮生我》中传达出的“父性”精神,还是一份希望与爱的传承。何德水、何崇圣作为两代父亲,完成了“父性精神”自上而下的对接与传递。何德水膝下四子,最怜爱的二子崇圣年幼就遭了牢狱之灾,作为父亲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平反、改判,一直为此辛苦奔走,不放弃,不抛弃,他努力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保护儿子和家庭。虽然他身上也有软弱的一面,但这份对儿子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父爱本身就是一种“父性精神”,这份精神在他的儿子何崇圣身上同样得到了延续。若干年后,何崇圣为救过继来的儿子在风中疯狂奔跑,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屈于命运,勇敢与生命、时间赛跑。何德水、何崇圣奔跑着的“父性”,藏匿着太多作者想要书写的中国父亲的汗水与泪水,回忆和故事。李伯勇在书中刻画的这些父亲群像,每个人身上都闪耀着“父性”的光芒,背后都浸润着生命的底色,而文本深处一批“隐形的父亲”,也成为了作者建构和阐述“父性精神”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隐形的父亲,显形的父性

有关隐形父亲的描述,早在上古神话时代便有记载,《史记·殷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殷民族始祖契诞生的文字:“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说的是女子吞卵生子,独自担负了母亲与父亲的双重角色。同样,在文学世界中,父亲、 “父性”精神不一定专属于男性,作者会根据创作需要在文本中对父亲形象作艺术化处理,一批隐形父亲应运而生。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的“大哥”形象,虽不是父亲,却胜似父亲;《北京人》中的儿媳曾思懿、《寒夜》中的汪母、《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女性形象,她们身上同样蕴含着父性精神,随着父亲这一“外在形象在作品中的消隐,更显示出了父权的广泛性与隐蔽性”。李伯勇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具有父性精神的“隐形父亲”,他们的存在让读者对“父亲”的认知更清晰、对“父性”感受也更深刻。

文本中,一直有一个强大的、隐形的父亲形象存在于所有人周围,即代表着至高权威的公众父亲。公众父亲一方面给人们以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力量;一方面又形成人们现实中的威胁,人们常常在自己真实的父亲与隐形的公众父亲间权衡、比较,最后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与利益得失做出不同的选择。例如:当小说中的人物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时,他们最先想到往往是求助于校父、乡父、县父、国家父亲、革命父亲来为他们讨回公道。在他们眼里,公众父亲与亲生父亲相比,更具有公正性与权威性,更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与庇护感,公众父亲隐形存在于每个人身边,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公众父亲虽然有着父性精神却并不是一位真正的父亲,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完全没有情感上的牵绊,所以一旦人们犯错,受到的也是最严厉的惩罚。

在李伯勇的小说中,“父性”还超越了性别的局限,有时候女人也能做父亲,女人身上也可以有“父性”。例如,小说中李哲炯的妻子——蓝氏大脚女,曾代表蓝氏家族与李氏家族和亲。在蓝氏人眼里她是氏族的英雄,在李氏家族看来她独挑生活的重担,用辛劳、蛮狠拓出了一番天地。她在丈夫李哲炯离家后,携带年幼的儿子到敌家学堂请求让孩子入学,义正言辞,不卑不亢,为两个氏族的和解做着努力和贡献,大脚女虽不是男性,我们却可以在她身上看到一份母性与父性融合后的人性的纯粹。还有朱明与彭明昭的女儿朱双梅,她与劳改犯父亲朱明在黑河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一直在不断改变自己,她在内心逐渐积聚起“父性”之善,后来开了一家旅馆,将“父善”融于工作中。她和那些利欲熏心的店主不同,她把所有的旅客都视为家人,凡事能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努力为他们营造“宾至如归”的感受。可见,不管是先祖母蓝氏大脚女还是现代女性朱双梅,她们身上都闪现着“父性”的光芒,时常会亮暖人心。

提到父亲,人们常常会联想到孩子,父子之间存在一种角色互换的关系,儿子总会在未来的某天也成为父亲。在李伯勇的小说中,儿子在未做父亲前就已经具备了“父性”精神,可以看做是隐形父亲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例如:李家始祖李哲炯,是一个沉默的儿子,他面对李家外患内忧的严峻形势,审时度势,叛父逆行,选择与仇家和解,用自己的学问和知识带领李家后代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何德水的儿子何崇圣,小小年纪就怀有一颗正义之心,刚直不阿,面对强权势力敢于挺直腰杆做人,身陷囹圄也保持着一份向上的斗志,出狱后,他撑起何氏家族的门面,为打工的何家子弟讨薪,为异地触电身亡的何家后生讨回公道,虽然他是何德水的儿子,却比自己的父亲更加“刚强”,他活出了新一代何家人的尊严,这份毫无暴戾之气,自立自强,勇敢与智慧并存的“刚强”其实质就是作者要诠释的“父性”精神。

小说中还有几位特殊的“父亲”:舅父、继父、友父、诗父……这些隐形父亲经常给人们生活的温暖、生命的力量。小说中,何德水当年救过何崇圣舅父的命,多年后,何崇圣出狱后不受族人待见,人生落入低谷,何崇圣的舅父便把自己的孙子阿坚过继给他,让何崇圣做成了一个父亲,生活也从此有了新的希望。在何崇圣眼中,舅父虽不是生父,但他身上却有着让他敬仰的“父性”精神;同样,朱明的女儿朱双梅随母亲来到继父朱修鹏家同住,朱修鹏一直把她视为己出,以继父的身份完成了“父亲”的职责,给她创造一个同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生活、学习环境,这份包容与疼爱,怜惜与理解也是“父性”精神外在表现形式;朱明的狱友施氏,一个政治犯,从不吃嗟来之食,当年锒铛入狱,一双看图纸的手变成了搬石头的手,他说“共产党伤了我的心”,多年后,当他的同学试图说服他为组织的钢铁厂做技术处理的时候,他漠然离去。这份辛酸背后的骨气,委屈背后的尊严,给朱明带来了极大影响,虽然施氏不是朱明的父亲,却让朱明深刻体会到了“父性”精神的内涵;蓝敏华,幼年失父,一个在深山中望着垭口长大的女孩,心灵之诗给她人生以指引,让她告别痛苦,找到心的出路,诗人沙琳成为了她的“父亲”,诗歌的力量化为无可替代的“父性”精神伴随她人生的成长……

可见,人生处处是“父亲”,处处寻得到“父性”,星星点点的微光,汇聚在一起就足以成就“父性”的银河。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神圣的东西从根源上说只不过是那位原始父亲的未曾遗忘的意志”;那“是人们必须高高尊奉,不能触摸的东西。”但生活中,又有那么一部分人明明身处“父性”的星光下却不自知,常常等到失去了才开始寻找……

三、时代更迭下的失父、缺父与寻父

甲骨文中关于“父”的字形,大致是手里举着棍棒或石斧等器械管教、教训子女的人;《仪礼》中云:“父,至尊也”;《说文》中释:“父,家长举教者”。长期以来,父亲的身份、形象和作用从社会建立之初就受到了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影响和限制,形成了深深烙印于人们心中的约定俗成的传统文化观念。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演变,父亲的身份日渐游离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呈“悬浮”状态。不论是文革时期,父亲身份的主动退场,还是历史新阶段中父亲身份的被动失位,都成为了人们寻找父亲、体悟“父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人们“对父亲的追寻不单是一种物质上的需求,它也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需求。”正是在这个曲折往复的循环过程中,人们重新认识父亲,理解“父性”。

《父兮生我》一书,拥有着宏阔的叙事背景空间,作者李伯勇巧借李氏家族变迁的故事脉络,将众多历史大事件融于作品中加以呈现。李伯勇用重墨描绘了裹挟在政治波涛里龃龉前行的人们:特殊年代下,他们中有的人被自己信任的老师、同学出卖,以致自己21年的宝贵光阴被历史吞噬;有的人家里被抄,吃饭成了问题,因为偷东西吃被判了15年……作者李伯勇客观地为读者呈现了曾经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真实、赤裸、让人心生震撼。他的文字夹杂着沉默、纠结、悲愤与怅惋。人们在一个“父性”遭到威逼的年代集体失语,人人如履薄冰,谨言慎行,希望能与身边的一切“威胁”断绝、隔离。一人黑常造成一家黑,一夜之间就会让很多儿子失去父亲,很多妻子失去丈夫,很多母亲失去儿子。所以,这一时期父亲身份的主动退场既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又隐藏着人性的悲哀。

小说在第一部分着重回忆了李沛宽与他父母亲最后一起生活的十五年光阴,在这段时间里,一切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乡下人陆续搬进城里,城中的建房潮一浪高过一浪;山林退化严重,人们也习惯了竭泽而渔;小说中村里的花井,井壁由原来的砖壁改成了水泥壁,从此莲花无处落根,也不再绽放;李沛宽的母亲刘月庐不再对丈夫李令昆惟命是从,任其辱骂训斥,长大的孩子成为她反抗丈夫的资本。刘月庐女性意识的觉醒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女性长期处于压抑下的精神解绑。李沛宽的父亲李令昆,暗暗与时代较劲,用固执与倔强坚守乡村家园。晚年的李令昆衰弱、孤立、狼狈,他得了一种名叫“晕眩症”的现代病,他习惯于行走,不停行走,在行走中沉思,在沉思中迷惘,而真正让李令昆晕眩的或许不是病痛,而是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李令昆由原来宽阔明亮的圆湖家园搬到脏乱拥挤的老屋,他带着父亲最后的尊严在老屋坚持自己的生活,不愿给孩子添烦添堵,这个时候他已不再是曾经那个威风凛凛的父亲,曾经那个在儿子眼中“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时刻要受到亲人揶揄的老人……李令昆的被边缘化,代表着父权的移位,“父爱的悲剧在于同权力的结合……一旦权力同爱解脱,爱就可以新生。”因而,人们常常陷入疏离父亲与寻找父亲的循环中,呼唤着“父性”的回归。

“寻父”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很常见,如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科马斯寻找父亲奥德修的情节;还有《小癞子》《哈克贝利历险记》《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等文学作品都有关于寻父主题的书写。作家李伯勇,带着一份对父亲的怀念、疑问、不安与愧疚创作了《父兮生我》这部小说,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告慰家父,也借此书告慰赣南家乡。在小说中他设置的主要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情结,就是对父亲的愧疚与找寻。朱修鹏、朱明由于父亲政治身份的原因,多年来一直对父亲采取回避和选择性遗忘的态度,不愿提起却又时时惦记。朱明在一次与狱友聊天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那个在战场上勇敢刚强、不怕牺牲、敢于舍己为人、时时顾全大局的父亲形象冲击着他的记忆观,他开始感到愧疚,开始试图重新走近父亲,虽然父亲是国民党军官的事实不会变,但他开始理解父亲,曾经的怨恨逐渐得到释怀;同样,朱修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瞬,终于敢于正视他的父亲是地主的事实,多年压抑于内心的情感最终迸发而出;还有李令昆,晚年的他经常会梦到自己的父亲,他为自己未能及时尽孝而自悔,放弃圆湖好的居住环境回到老屋居住就是李令昆“寻父”的选择。对父亲的寻找,情感深处是对“父性”的呼唤,小说人物在时代更迭背景下失父、缺父、寻父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理解、审视、追求“父性”的过程。

《父兮生我》一书,蕴含着深刻的“父性”文化内涵,作者李伯勇通过书写赣南地区小人物的生活情感世界,进而塑造了一批风格独特的父亲群像,带领读者感受在时代迭变背景下父亲身份、地位的细微变化,从而深入挖掘家族变迁历史遮蔽下的“父性”精神 ,使读者对父亲、对父性产生更加深刻的体悟与理解。李伯勇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不是千篇一律,平面化的文学符号,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质朴真实的情感、复杂曲折的经历、奋发进取的气质以及沉稳丰盈的精神世界。小说中我们常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田里拔一株禾苗,嚼出墙硝烟味和弄炊的烟巴味”“那条五百米黑苍苍老街像困乏的老狗趴在那里”“就像刚刚通车的山民,坐在车上再颠簸也当作一种难得的享受”……生活化的语言沉淀了几代人的家族记忆,李伯勇在小说中传达出的历史感、沧桑感与厚重感将化为持久的精神力量,感召人们在今天回望来路,重拾“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