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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传奇、“流浪”叙事与人文寻思

——丁伯慧论

来  源:重庆作家网     作  者:郑润良     日  期:2019年7月18日

迄今为止,70后小说家丁伯慧的创作可以概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9年至2003年,在《大家》《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等期刊上发表小说,这是丁伯慧创作的发轫期,处女作中篇小说《我和我的小白鼠妻子》(《长江文艺》1999年第10期)出手不凡,《先锋时代》(《大家》2000年第6期,《小说选刊》选载)等作品反响颇佳;第二个阶段,2004至2011年,此阶段以长篇小说为主,连续出版五部长篇小说:《第三只手》《决不放过》《草木皆兵》《跑马镇情人》《松林一号》,是丁伯慧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期;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后至今,丁伯慧一方面展开创意写作教学、研究,出版《创意写作》等著作;另一方面创作出版长篇小说《过涞滩》,并开始着手“水手”系列小说创作。

 

考察丁伯慧的诸多作品,会发现“小镇”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他的长篇小说《过涞滩》以涞滩古镇为背景,另一部长篇小说名为《跑马镇情人》,此外还有《小镇情史》等中短篇作品。为什么丁伯慧对小镇情有独钟呢?丁伯慧在他的著作《创意写作》(与李孟合著)中,曾以自己的长篇小说《过涞滩》为例,解析其中的小说立意、构思等技巧,其中就谈到自己的“小镇”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小镇是我生活的梦想,我时常经过小镇,并且窥视着小镇人的生活。后来我经过小镇到城里去读书、工作、生活,我仍然是小镇的过客。童年时藏在心中的关于小镇的梦想和欲望并没有随着我到了大城市就熄灭了。小镇仍然是神秘的。小镇的人和事仍然是我想探索的。那么,我的梦想和欲望到底是什么?这可能就是我心里需要深入挖掘的东西了。正是在这个挖掘的过程中,我重新对小镇进行了再认识,再提炼。”(1)对于出身于乡村的70后而言,小镇生活当不陌生。小镇、小县城是介于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70后处身的正是一个飞速旋转的时代,一个城镇化与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刻起,“进城”成了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正如对于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而言,能否进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否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对于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村孩子而言,小镇生活就是理想中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标板,寄寓了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所有想象。当然,等他长大成人真正游历四方,他会发现,小镇生活只是现代化生活的极为初级的阶段,但真正的城市化生活、现代化的生活也并不见得非常美好,同样存在诸多问题。这个时候,他重新打量“小镇”,又可能会产生诸多复杂的情愫,小镇因为混合着童年的记忆,因为与家乡影像的连接,同时又混合着乡土与现代化的奇异组合,在想象中又多了几分美好的意味。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像丁伯慧这样的出身乡村的70后作家为什么对小镇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愫。

丁伯慧的《过涞滩》(长篇小说《过涞滩》是创意写作中心的重点写作计划之一,以涞滩古镇为背景而创作。该小说全文刊发于《百花洲》杂志2015年2期,原题《归去来》,单行本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是继古华《芙蓉镇》、张炜《古船》之后又一部借小镇传奇书写历史风云的长篇小说。《过涞滩》首先吸引读者的是它的圆形目录,外圈是十二地支为名的十二个章节,内圈是以十天干为名的十个章节。《过涞滩》全书总共二十二个章节,其中以天干为名的章节讲述的是以刘明夷、方娅、大秀等为叙述主体的历史故事,贯穿了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漫长过程,其中又以抗日时期和“文革”时期为重心;地支为名的部分以郭晖、桔子、刘明夷、刘子钟等为叙述主体,并且分别以不同人物的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讲述一个新时代的“罪与罚”的故事。“天干”和“地支”交叉形成奇妙的拱形结构,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天干地支的组合产生了六十甲子,在中国采用公历之前,人们长期用它纪年。天干地支纪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时间观,也隐含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观。但是,丁伯慧以六十年为故事时间,以天干地支为章节标识,显然不是对传统历史循环观念的简单认同,而是意在传递这样一种思想:历史,不容逃避。

《过涞滩》讲述了不同年代发生的两段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但是正如作品封面所言,“一甲子,两段情,孰予孰夺,爱都不是唯一”。仅仅为情而写情的小说只是三流的言情小说,能够写出爱情、人性背后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缘,写出人性与历史的纠缠才是好的作品,显然,《过涞滩》意在后者。《过涞滩》中两段爱情故事主人公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个人无可逃避的历史。六十年前,年轻的建筑系学生刘明夷陪老师和师妹方娅来到涞滩古镇研究当地古建筑。刘明夷青春年少、满腹才华。方娅聪明靓丽,娇小玲珑。两人志趣相投、早就互相倾慕。在美丽的涞滩古镇,两人恋情的发展本来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他们无法拒绝自身的历史,也无法拒绝外在的历史的干预。这些力量注定了他们的恋情以悲剧告终。方娅是日本人,她和父亲方大和是因为对中国古建筑的浓厚兴趣而来到中国的。但是,彼时中日之间如火如荼的战争和民族之间积累的敌意并不适合这种文化之间的欣赏与研究。方大和因为偷偷研究摩崖石刻被当做日本特务抓起来。方娅急于自保匆匆献身刘明夷后来又嫁给了他,但这种结合显然掺杂了太多的功利因素,虽然他们之间本来已有感情基础。后来,同样因为想要明哲保身,方娅在运动中告发了刘明夷的“国民党员”身份并与之离婚。一段原本和美的异国恋情因为历史的暴力变得千疮百孔。好在涞滩姑娘大秀接纳了刘明夷,这种接纳其实也包含了对刘明夷过往个人历史的包容、信任与理解。可以说,执着、深情与包容使得大秀终于收获了这段感情。六十年后,又一个外乡人郭晖进入了涞滩,以他的善良、聪慧、能干赢得了涞滩姑娘桔子的爱情。郭晖同样心仪桔子,却始终不愿向桔子表白,因为曾经的过失使他成为一个罪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逃犯。他想念故乡却又害怕故乡传来的消息。他想要在涞滩建立一个新家却又害怕一切转眼成空。这也注定了他与桔子的感情历程充满坎坷与隐痛。

《过涞滩》的真正主角除了书中的人物,其实还有涞滩这个古镇,包括这个古镇的文化和它的历史。在战争年代,它吸引了方大和这样的外国人冒着炮火纷飞的危险不远万里前来膜拜。在文革年代,它成为潘二娃等造反派头目“破四旧”的对象。但是,历史自有其力量与尊严,不容亵渎。它呼唤刘明夷这样的懦弱书生在关键时刻为它挺身而出,也让斗胆冒犯它、破坏佛像的潘二娃神秘地横死现场。在“一切向钱看”的消费主义时代,它又迎来了又一次危机,刘子钟等人的欧式改造可能使保留千年的古文化毁于一旦。危急时刻,又是刘明夷联合大智和尚、郭晖等有识之士果断出手制止。

从故事层面而言,《过涞滩》叙述的是外乡人进入一个古镇的故事,叙述外乡人与古镇历史、文化之间发生的关系。究其实,它叙述的是一个现代人寻找心灵之乡的故事,是一个现代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寓言。《过涞滩》的主人公都曾经因为远离故乡而失魂落魄。刘明夷在战火中苦苦搜寻故乡的消息,方娅渴望回到千里之外的日本,郭晖既渴望听到故乡的消息,又害怕听到。主人公的这种忧虑、关切折射着作者的思考。这部作品原题《归去来》,显然呼应着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隐含现代人对精神原乡的探询与求索。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言,“我想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不少像我这种情况的:虽然在故乡长大,但从小就在学堂读书,接受的其实只是书本文化;以后在外乡生活,又始终不能真正融入外乡的文化之中。我们实际上是一群没有根的人。”(2)事实上,这种无根的生活状态不仅是70后一代人的际遇,也是全球化时代所有人的际遇。飘泊与追寻,成为这个时代所有人的生存状态。就像小说中的刘明夷、郭晖等人,在外乡苦苦思念着故乡,同时又渴望使异乡真正成为安身立命之地。其实,只要敢于直面历史、担当历史,投注自己的热爱与心力,异乡同样也可以是故乡。正如小说中人物所言:人人都是过客,心外并无故乡。从这点来看,刘明夷做到了,他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使他赢得了涞滩人的尊重,涞滩最终也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郭晖曾经为此纠结,不敢接受桔子的感情。但他也终于想通了这一点。担当历史、怀抱历史的人终能觅得心灵的故乡。“过涞滩”的真正指向是安住涞滩、心在涞滩,心安即是家。

在《过涞滩》之前,丁伯慧同样以小镇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跑马镇情人》,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大赛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这部作品在情节方面颇为扣人心弦,演绎了一个偏僻小镇上两个古老家族之间几代人的恩怨情仇。男主人公马小峰从警官大学毕业后,原本有机会留在京城,但父亲临死前却力劝他到一个叫跑马镇的偏僻小镇去,寻找一个叫唐杰明的人。父亲还交给他一个信封,要他至少在一年后再打开看。马小峰成为跑马镇派出所的一名警察,派出所的吴所长非常重视他,安排镇长的女儿唐晓梅和他搭档。他先后结识小偷唐过、艳舞女郎方琪、已经老了的“小镇一枝花”娄华。方琪来到小镇,是想找镇上的重量级人物——马东风报父仇,他是镇上最大的公司的老板,也是镇霸。此时,吴所长安排马小峰暗查一个已经结案的案子,正是方琪的父亲方中华死亡一案,由此揭开了一段扑朔迷离的故事。马小峰、唐晓梅和方琪三个年轻人明察暗访,吴所长老谋深算,运筹帷幄。查案过程中,他们发现,吴所长居然才是方琪的生父。是什么,让吴所长不惜暴露自己的隐私?查案过程中,吴所长为何总躲在幕后?直到案情渐渐明了,发现方中华只是自杀之时,马小峰才发现,这个案子,只是一个诱铒,吴所长的真正目标,是诱使唐镇长痛下决心,解决镇霸马东风。因为唐镇长,才是马东风真正的支持者。在小镇人人交口称赞、享有崇高威望的唐镇长为何会扶持一个镇霸?原来,这背后又隐藏着一段唐马两家的恩怨情仇。年轻的唐镇长为了“小镇一枝花”,害死了马东风之父马天南。最终,马小峰打开了父亲交给的信封,发现唐镇长居然就是自己的生父。而自己的养父,是昔日被唐镇长害死的情敌的弟弟。唐镇长因为三十多年前铸下大错,一生都在罪与罚中挣扎。最终,他痛下决心,彻底解决马东风。就在马东风被抓后的第二天,他也吞下了安眠药,完成了自己最终的救赎。镇长唐三思,才是真正的跑马镇情人。

很显然,这部作品吸收了很多通俗文学比如侦探小说、警匪小说的元素,包括在《过涞滩》中也有类似的情节元素,他的“小镇”书写因此多了几分“传奇”色彩。一些论者可能会因此对小说的艺术纯正性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过涞滩》的可读性并没有影响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深度,反而增强了其总体的艺术感染力。《跑马镇情人》同样也是如此。小说对唐三思复杂内心世界的揭示与文革岁月所犯过错的追溯颇具力度,表现了作家在人性刻画与历史书写方面的着力之深。文学史的诸多事实表明,适当吸收通俗文学的某些元素,对于纯文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日渐分野;或者说,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就是建构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与等级制的知识体系中。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壁垒自然极大推动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但也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偏颇。比如,为人生的严肃的精英文学、纯文学可以不顾及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而通俗的、畅销的文学作品则必定是品味低下的。在后现代文化的哲学视域中,所谓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或者类型文学的分野也只是一种人为的知识建构,二者之间并不天然地具有绝对对立的本性。事实上,像斯蒂芬·金、村上春树、东野奎吾等作家都创作出了融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因素、兼具艺术性与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已经有不少论者指出当下纯文学创作的一大弊病是作品越来越不好看。一部作品的思想性再深刻,如果令专业读者都有难以卒读之感,普通读者又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作品呢?在保留作品思想文化含量的同时,适当吸收通俗文学的某些流行元素,使得文学作品雅俗共赏,或许是一条解决文学作品可读性的途径。对此问题,丁伯慧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在《创意写作》一书中,丁伯慧指出中国古代小说就有重视故事性的传统,并且“随着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反思,中国当代文学也开始回归传统,在一定时期内,故事化写作依然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核心。”(3)因此,增加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并不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过涞滩》《跑马镇情人》等作品就是故事性、可读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二十年多前的一天,我离开安徽老家,到武汉去读书。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我终于有机会回过头来,第一次审视自己的家乡。然而,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关于家乡,我居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进大学后,同寝室的同学聊起家乡,我也只能说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诸如黄梅戏啊,屋前长着艾蒿的坟啊,屋后漫山遍野的松树林啊。

几年后,我大学毕业留在武汉工作,家乡变成了故乡。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异乡他地,做海员、做杂志主编,足迹遍布了长江南北、大河上下,只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才回到故乡。在异乡的生活是刺激而又充满艰辛的。于是每一次回故乡都是一次充电。我在故乡的池塘边、田梗上、屋后的松林里得到了休整,然后又满血地出发。

我以为这样的情况会一直延续下去。然而我发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有几年里我没有回故乡,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发现故乡已经完全变了样,以前那个让我亲切、熟悉而又温暖的地方不见了,到处都是陌生。故乡彻底成了一个记忆,一个想象中的东西。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却像一个失去了大后方、孤军奋战的斗士,孤独而又彷徨。

这种状态对于我的写作无疑是影响极大的。

——丁伯慧《关于故乡,关于他乡》(4)

在重庆定居之前,丁伯慧的经历可以用“流浪”两个字来总结,走出乡村,上大学,当海员,当主编,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流浪或迁徙对于70后一代人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经验。从乡村到县城、从小县城到大城市、从二线城市到一线中心城市、从一线城市移民国外,等等,诸如此类的人生轨迹比比皆是。“现代化”生活图景召唤着每一个人,使得人们不安于原有的世界与原有的生活方式,寻求变动、寻求迁移。这个时代的人们信奉“树挪死、人挪活”,信息技术、高铁、城际列车的飞跃发展以及“地球村”的理念使得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路上”的生活。当然,由此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人伦关系模式、价值观都面临着重组与整合、重建的问题,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如何重新定义“乡愁”,如何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这些都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课题。正如张莉在分析70后作家魏微时所言,“如60年代出生的作家无法忘记他们童年时‘文革’的那些记忆一样,成长于90年代的魏微永远纠结于那个断裂的记忆,纠结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一瞬——那岂止是一个时间上的转变,还是价值观的崩塌,是人生观的断裂,是爱情观的开始变形,甚至,也是亲情扭曲的开始。魏微不断地书写着那个渐变的故乡和被时代摧毁得面目全非的‘小城’,她的文字常常令人重回昨日: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这个飞速旋转时代的异乡人?每一个人,内心里不都有个他乡与故乡?”(5)这段分析其实也可以用在丁伯慧身上。这种“异乡”感、流浪感潜藏于丁伯慧大部分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浪叙事也因之成为丁伯慧大部分作品的潜在叙述模式。

《过涞滩》的主人公刘明夷、郭晖都是外乡人,以流浪者的身份进入小镇,也已外来者的视角窥视小镇,最终融入小镇。《跑马镇情人》也是如此,以外来者马小峰的视角探询小镇的秘密,发掘小镇历史上的情仇爱恨,最终让流浪的心灵在这个小镇寻找到皈依之地。《第三只手》讲述两个时代少年的流浪故事。在他创作的《老轨》(《十月》2017年第6期)等水手系列作品中,海上流浪者的心路历程与情感秘密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海员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无疑是这个时代精神漂泊者与“流浪者”的最佳形象代表。丁伯慧有多年的海员经历,这段经历对他塑造海员形象无疑有莫大的帮助,他也借由笔下的海员形象寄寓了他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流浪者内心世界的深度关注。《老轨》中的“老轨”轮机长常庚生业务精湛,平时沉默不语,不好接触,在情感方面却有着相当曲折的经历。老轨曾经带着儿子上船,因长相出众引得众人议论这男孩不像老轨。老轨也由此怀疑妻子有异心,后来他的怀疑不幸得到证实。老轨从此一蹶不振,行为怪癖,直到他在好镇遇到了一个性情相投的女子。小说以轮船失事老轨被同事谭笑救上救生筏开头,追溯老轨的心路历程以及老轨与谭笑之间的恩怨。老轨沉沦期间一度流连按摩小店,恰好被谭笑撞见,由此结下梁子。老轨利用在甲板修理机器之便,暗设机关,使得夜间值班的谭笑滑倒堕水;但关键时刻,老轨又良心发现、出手相救,其实是一种自我救赎。《圣经》有关于诺亚方舟的说法,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耶和华见到地上充满败坏、强暴和不法的邪恶行为,于是计划用洪水消灭恶人;但又因为发现诺亚是好人,所以让他建造方舟与家人避过灾祸。《老轨》中的这艘救生筏也是一只“诺亚方舟”,它拯救的也是“好人”,包括良心发现、自我救赎的“老轨”。谭笑险些落水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作者的处理颇具匠心,他并没有直接点明是“老轨”在背后做了手脚,使得“真相”扑朔迷离。“对于文学来说,‘真相’一直是一个难题。小说之中,作家一方面在寻找真相一方面在掩盖真相。掩盖的目的是诱导读者,是和读者的一种智力较量;寻找的目的就是一种本能,吸引读者一起来寻找。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有时候,掩盖真相却比暴露真相更能显示问题。文学其实一直徘徊在暴露和掩盖之间。这种徘徊揭示的正是人性。”(6)丁伯慧如此处理,正是在暴露与掩盖之间揭示“老轨”的内心的丰富世界,揭示他徘徊于心灵的光亮与黑暗之间自我救赎的难度。丁伯慧借由“老轨”的心路历程正是要暗喻这个时代流浪者内心的进退失据与纠结、游移,以及他们最终寻找到心灵之光的艰难过程。

 

无论是小镇传奇还是流浪叙事,丁伯慧念兹在兹的主题其实还是“哪里是故乡”的命题,异乡感一直缠绕着他。

“我们本来就没有家。在海的怀抱里,我们是无力的,我们如同在母亲的怀里寻找乳汁一样。我们只有四处漂泊。若干年后,我离开了船,我仍然感觉自己在漂泊,经历着各种风浪,承受着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其实都没有家园。即便拥有豪宅,即便有财富万千,即便前呼后拥,威风八面。我们都仍然在海上。我们真正想拥有的只是一艘船。”(7)

在这个飞速旋转的时代,“我们本来就没有家”。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拥有自己的那艘船呢?

“我在海上的寻找啊。与其说在寻找家,不如说在寻找自己。可是,多少年来,人类都一直在这样寻找啊。

我们只想有一块宁静的土地。在这块地上,我们可以静静地躺着,我们安详,和平,静逸,就像小时候乡下的草地一样。有草蜢在身边跳过,有青蛙在耳边鸣叫,有蚂蚁在脸上爬过。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此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能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存在着。

当我们飘在远离尘世的海上时,我们的存在就更明显了。我们不再沉沦在庸常生活中,我们不再被湮没在人群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明白,我们活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要继续活下去,我们需要同身边的所有威胁我们生命的东西作斗争,我们需要团结起来。

这就是海,真正的海,所给予我们的。

我们试图皓首穷经来研究人的历史,我们试图用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更好地活着。所以我们有科学,有飞机,有电脑,有最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可是,我们忘了,我们也有废气,也有车祸,也有各种在顷刻之间便可毁灭自己家园的武器。我们仍在四处奔走。我们仍然相互争斗。我们仍然没找到一块静土。我们注定着要四处迁徙。”(8)

不管是对小镇,还是大海,丁伯慧其实都寄寓了自己的某种理想化的向往与吁求;小镇与大海,与其说是他曾经的经验之地,不如说是他想象中的飞地,使他在这个喧嚣、热闹、功利化的世俗世界中时时回味与向往一块想象中的静土。可是这样一个宁静安详的世界,究竟是不可再得的吧。在这个躁动、迁徙的时代,如何去寻找这样一块安身立命的乌托邦呢?也许,丁伯慧自己也知道这更多的是一种奢望,所以他只好让他笔下的人物不断迁移、流浪、纠结,也不断地探询、思虑、摸索。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吧。

 

注释:

(1)丁伯慧、李孟:《创意写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245页。

(2)丁伯慧:《关于故乡,关于他乡》,《百花洲》杂志2015年2期。

(3)《创意写作》,第180页。

(4)丁伯慧:《关于故乡,关于他乡》,《百花洲》杂志2015年2期。

(5)张莉:《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244页。

(6)《创意写作》,第22页。

(7)(8)丁伯慧:《海上岁月:寻找与皈依》,《芳草》2007年第5期。

 

                                           (原载《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