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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地上地下

来  源:重庆作家网     作  者:阿蛮     日  期:2019年7月11日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一月的一天,重庆府巴县磊石轩,知县王尔鉴一边捋着下巴胡须饮茶,一边翻阅书案上那部刚刚刊印成的《巴县志》。面对这部总共17卷,厚达1200多页的巨著,王尔鉴不禁发出一声长叹:“唉,十年了,总算完成了。”

磊石轩是一幢三面有窗一面有门的轩亭式木屋,建在巴县县衙内一座由石头和砖块砌成的高台上。高台长约六丈,宽约四丈,站在那里,前可看滔滔东去的长江,后与城内制高点金碧山相望,视野开阔,江风凉爽。王尔鉴是河南卢氏(今河南卢县)人,对大山大水景观格外喜欢,升堂办公之余常来此赏景、阅读、编书。“磊石轩”也是王尔鉴自己命名题写的。

王尔鉴编纂的《巴县志》,史称“乾隆巴县志”,囊括了以今渝中半岛为中心的清代巴县疆域、建置、赋役、学校、兵制、职官、选举、名宦、人物、风土等诸多内容,至今仍是研究重庆历史文化的最权威资料。尽管如此,王尔鉴仍然心怀忐忑,觉得自己“择焉弗精,虞漏且陋,聊具胚胎,敢祸梨棘”,生怕这部志书错漏过多,留下遗憾。

王尔鉴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作为一县之长和地方志主编,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巴渝社会的考察可以做到巨细无遗,无可挑剔。而对于几百上千年前,这方土地上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却只能语焉不详,对自己能够讲出什么样的“重庆故事”心头没底。因为除了“征文考献”外,他的讲述缺乏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支撑,他没有多少考古手段,文物严重不足!

譬如就在巴县县衙地下,就隐藏着一段曾令世界震惊的秘史。王尔鉴在磊石轩编纂县志,任思绪在巴渝大地纵横驰骋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500多年前,他的一位前任,也曾在他所站的高台上,指挥全川军民抗击入侵的蒙古大军,历时十年之久。

南宋淳祐二年(1242),正当蒙古铁骑大举南侵,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朝廷把时任兵部侍郎的一代名将余玠调到重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让他主持西南地区的军政大计。

余玠到任后,从肃清吏治、整顿军纪、恢复生产入手,把巴蜀局面稳定下来。接着,又在重庆帅府设立招贤馆,广纳各方贤士建言。播州(今贵州遵义)冉琎、冉璞兄弟受到感召,向余玠提出建议:因山筑城,扬长避短限制蒙古骑兵。余玠采纳了冉氏兄弟的建议,在全川构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多座城堡。其中以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最为坚固。南宋淳祐四年至十二年(1244—1252),余玠指挥宋军与蒙军交战数十次,屡战屡胜。

宝祐六年(1258),曾经带兵横扫欧亚大陆,获称“上帝之鞭”的蒙古大汗蒙哥,率军进攻四川,却在钓鱼城下受到顽强阻击,被钓鱼城守军炮击重伤而亡。失去主帅的蒙古铁骑不得不退回漠北,并停止了欧洲的征战。钓鱼城保卫战成为扭转欧亚战局的转折之战,史称“上帝折鞭钓鱼城”。

指挥这场战争的王坚,是余玠的学生和部下。当年师生二人亦曾在重庆帅府一道谋划抗蒙大计。蒙哥被击毙时,余玠已于六年前病逝于重庆府,而王坚对先师预先谋划构筑全川防御体系之功,始终感念不已。

治学严谨的王尔鉴虽然对余玠在重庆的作为也有介绍,说他“治蜀十年,能绩懋树”,却不知道当年余玠的抗蒙统帅部,就在他每天坐镇的巴县县衙所在位置。直到几百年后,由这里发出的一则电波传遍世界,巴县衙门地上地下的故事终于合成一体,演成一出穿透历史云雾的活剧。

2010年3月,“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被发掘出来。城砖上烧刻的“淳祐乙巳东窑城砖”字样,清晰地显示出筑城的年代,即南宋淳祐乙巳年(1245),正是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期。原来巴县衙门所在位置,正是700多年前的抗蒙战争统帅部!

当我于绵绵细雨中走进考古遗址,立即被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文化气息所笼罩。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巴县衙门,如今已重现明清县衙风采。而宋代城址上的沟堑、城砖、擂石和那座名为“磊石轩”的高台,仍然保留着当年余玠帅府的格局。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巴县衙门地上地下的两位先贤,穿越时空相向走来,在磊石轩凭槛而立,热烈交谈。

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我不能听见,却能够猜想。从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上望出去,前有大江奔流,后有金碧耸翠,巴县衙门地上地下,也因为没有了时空阻隔,而变成两位先贤论说历史风云的巨大讲台。

哦,原来这座城市千百年来的根基一直都在这里,这方土地坚韧不拔的品格从来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