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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断专行与谦卑退让

来源:重庆作家网2018-04-16 13:44:54

——方敬百年读《方敬选集》

斯原

题目上的两个词是从莫言的《盛典——诺奖之行》中摘来的。那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莫言有很多话朴实到家,深刻到底,这句话也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低调做人,谦逊和众,博采雅言是美德,也是修养之本。而在文学创作中则不然,它主要的属于个体劳动,最宝贵的是独创性,一定要有主见,乃成功之源也。与此同时,莫言还说过下面一段话:“……我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往独来,只有独往独来才有可能冷眼旁观,只有冷眼旁观才有可能洞察世态人情,只有洞察世态人情才可能创作出好的小说或是别的艺术作品(见莫言在中澳文学论坛上的发言《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也强调了文学创作的“独断专行”这个规律性问题。

问题在于下面。前不久接到通知,方敬诞辰百年将开展研讨、朗诵等纪念活动,需要的话可提供《方敬选集》以便准备,我因此获得一本。方敬名字我是熟悉的,但未能系统阅读他的作品,这次得以补漏,不亦快哉。《方敬选集》是一本老书,20多年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推出,体量可观,1000多个页码,荟萃了方敬诗歌、散文诗、散文、杂著的许多名篇,具有代表性。读过后忽然感到这里面既有作为文学创作的独断专行,且是主要部分,展示了作者的风格和成就;也有可视为日常生活的谦卑退让,闪耀着作者人格的光辉。

先看独断专行。1935年的诗《阴天》写道:

忧郁的宽帽檐

使我所有的日子都是阴天

是快下久旱的雨?

是快飘纷纷的雪?

我想学一只倦鸟

驮着低沉的天色

飞到温暖的阳光里。

是对那个时代的诅咒和对自己心态的宣示,以诗的独特的方式。

而1986年的诗《花的种子》则吟曰:

花的种子

播进泥土里

还属于我的手

种子从泥土里

生长了出来

开放鲜艳的花朵

它们再也不是我的

而就属于彩蝶

属于蜜蜂

属于春天的眼睛

曲折、巧妙地表达了他的诗的,实际上也是全部文学艺术的观念。即作品的产生当然源于作者的劳动,但一旦面世,就不只是属于作者,而同时属于读者,作者的劳动应当是一种赠与和奉献。

1946年的散文《疯人》在一连述说了几个疯子的故事后,作者写道:“这些疯人就是社会的产物。他们大都受了损害,侮辱,压迫……灵魂痛苦,心理变态,神经失常,而终于成为世人嘲笑鄙视的疯子。”“疯子也许还是真实的人,对于世人的丧心病狂,感觉最敏也最深,不愿自己麻木不仁,而走了极端,向人世挑战,嬉笑怒骂,极暴露与讽刺人类丑态的能事,让有些自以为健全的人反省醒悟,那些朝朝暮暮疯狂地做黄金梦,疯狂地背升官图,疯狂地欺世盗名,还不知自己可耻,反而卑视人家。”这完全是深刻、辛辣、独到的有感而发。

实例还可举出许多,恕不罗列。独创,是文学艺术的最高水准,最高境界,方敬对此谙熟并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那么谦卑退让呢?因为它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而我对方敬的日常生活基本不了解,所以似乎无从谈起。我只见过他一面,而这一面之识也表现了他谦卑退让的可贵精神。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一家兵工厂的宾馆参加重庆作协的会议,我与一位老先生一同走到会议的签到处。我见老先生比我年长许多,请他先签,而他却谦和地让我先签。后有人向我介绍说这是方敬老师,我猛吃一惊,非常荣幸地向他问好、握手、自报家门。他则和蔼地同我聊谈数语。自此他朴实、谦逊的形象长存我的脑海。

令人庆幸的是,《方敬选集》也弥补了我对他日常生活了解太少的缺憾。书中除了主要部分是他的文学作品外,还选择了他的诗集、散文集的自序、后记和他为别人著作所写的序、评、附记等,计前者9篇,后者15篇。这些,特别是作品的自序和后记,严格地说不是文学创作本身的内容,而是从文学创作中跳出来,对自己作品、创作情况的介绍或对有关问题的说明等等,可以看作日常生活内容,当然是与文学创作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内容。在这里我们立马就看到了方敬谦卑退让的人格风采。

比如他在这部选集的后记了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过去那样多的岁月里,自己有兴趣搞点业余写作,但不勤不专,说不上有什么收成,只是这样一点点字迹,一点点行过的生命的记录,不免自惭菲薄。”而早在1937年他第1本散文集《风尘集》的后记里,他甚至说:“然而在我,一篇文章的完成往往只带来失望,因为文章确实的显露着自己的短缺。好在迟早这份失望会使我更了解自己。所以这小集子是被我当作对自己的一种警示、责备或者鼓励。”相信,凡有责任心的写作者对这段话会有同感。而相反我们也会常常看到有些写作者在自序或后记中把自己狠劲地吹捧一通,那恐怕是不适当地把文学创作的独断专行用到了日常生活之中而已。

然而谦卑退让不能理解成不思进取的同义语,相反低调做人往往与勤勉做事相辅相成。1941年方敬在诗集《雨景》的后记中说,四年来的抗战“感召了我的心,不由得不鼓舞,振奋,我因而变得快活,健壮,热忱,走到郎阔的天地里,学着爱人,爱斗争,爱真理的歌唱。我听到了生活的警钟。我听到了写作的警钟。”次年在诗集《声音》的自序里他写道:“回顾我五年来短短的写诗的过程,我尤愿在诗的国度里作一个勤劳的庶民。”而到了1980年《诗集》拾穗的后记更加热情地写道:“真情出诗歌,情多诗歌多。这短短三、四年,诗写得比十七年还多。也深悔十七年写得太少。我决心要写下去,写下去,尽量多写一些,不怕晚收,不能老去无成。我愿用汗水结成精神的穗,诗的穗,如不能穗大粒重,穗小粒轻我想也好。”正是这样的鼓舞、振奋,这样的勤劳和这样的尽量多写一些,使他收获了著作上的累累硕果,成为著名的诗人、作家。

简言之,文学创作上的独断专行和日常生活中的谦卑退让,成就了他作品的丰厚、独特和人品的淳朴、高雅,成为我们永远纪念他的两个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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