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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装着人民的贺龙

来源:重庆作家网2017-12-21 15:31:01

——读《贺龙在西南》有感

李显福

樊家勤先生的新作《贺龙在西南》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期贺龙在西南的战斗、工作和生活,为读者奉献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贺龙,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贺龙在西南地区战斗、工作、生活的文学形象的空白。几十年来,土生土长在重庆的我,只知道贺龙力主修建大礼堂、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其他就不了解了。十多年前去过酉秀黔彭,只听说贺龙在南腰界驻扎过,没料到1949年前,贺龙还在重庆地区征战这么久,到处都留下了足迹。单就这一点,就得感谢作者,为读者提供了贺龙在重庆鲜为人知的征战历程!

这部作品,由于作者掌握的史料翔实,因此描写的贺龙这几十年在西南地区转战中凸显出的足智多谋、爱兵如子,工作上的尽心敬业,生活上的淡泊俭朴都令人钦佩,但我个人觉得,从当下来省视该作品,作者通过描写贺龙给读者提供,或者反映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贺龙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即关注民生问题。

不管贺龙是三把菜刀闹革命,打土豪劣绅,还是跟随孙中山护法讨贼,亦还是成为共产党部队的高级指挥官,其思想深处支配他,或左右他一步步前行的,都是为了贫穷苦老百姓,为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为了他们儿子儿孙不再受苦受穷。

贺龙“一向治军严格,攻占了涪陵县城后,他立即制定守则、公告,向群众宣传”,可是同为讨贼军的旅长周绪成的部队就不是这样,士兵坐人力车不给钱,贺龙知道后,一面鼓励车夫向他和周绪成的领导石青阳反映,一面给了车夫两块大洋。看见自称坐人力车都不给钱的士兵要强行拿走老板的叶子烟,贺龙赶去制止:“买烟就要付钱,这是规矩。”在彭水,尽管军费很紧张,贺龙拿出800大洋,交给早年认识的彭水县的一个经商的名人龚渭清,一半用来办女子学校,“让彭水县的女孩有个上学的机会”;一半用来在郁山镇的深沟上修一座桥,让群众赶场方便。当然,要做这两件事儿,800大洋只是杯水车薪,贺龙说,这只是“抛砖引玉”,其余的委托龚渭清“负责筹办”。在江口镇,贺龙了解到盐商“囤积盐巴,高抬市价”,让老百姓吃不起盐,就坚决予以打击,还在镇上搭戏台子,请来川剧演员给老百姓演几场川剧,使几十年没有看过川剧的人大饱眼福。贺龙的部队在石柱县猫圈坡修整时,有一天,他走到一个村子里,看见“男女老少一大早就担着木桶、端着木盆到山下去运水”,了解后知道这里“几十天没有下雨了,饮水显得特别贵重”,就坚持为马大爷挑水,然后带领马大爷四处寻找可以打井的地方,亲力亲为参与挖井,最后挖出了井水,解决了村民的燃眉之急……总之,不管是当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还是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作为指挥员的贺龙始终把人民装在心里,不仅不准部队士兵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还处处为民着想,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对个别扰民的部下,即使你是官长,是立下战功的,也要严惩不殆,如,贺龙的表弟闫俊臣是个英勇善战的连长,但他奉命在郁山剿匪胜利回来,晚上住在村民饶明轩家中,临时起意,强奸了饶的幺女,贺龙查实后,“只认军法,不徇私情”,让贺锦斋带闫俊臣到“郁江河畔去枪毙”了。这样的部队有别于周绪成的部队,也有别于国民党的部队,是一心一意为人民的部队。正因为贺龙心中装着人民,他的部队走到哪里,那里的群众都会拥护他,即使当初讨贼时,群众对他的部队就拥护、支持。

作者通过护法讨贼石青阳领导的贺龙、汤子模、周绪成三支部队的领导人的对比描写,一步步反映了贺龙一心为民,处处为民着想,并在讨贼战斗中的几起几落,胜利、失败,他的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化:部队与群众是鱼与水的关系,部队要生存,革命要成功,彻底打倒反动派,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最后胜利。这就为他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胜利后,作为西南军区的长官,可谓日理万机,他仍没有忘记人民,力主给重庆人民建一个彪炳亚洲的大礼堂,修建一流的体育场、体育馆。当大礼堂和体育馆等建筑被《人民日报》批评“花钱很多”,大礼堂设计者张家德“成了铺张浪费的典型”,贺龙知道后很是气愤,并且主动承担责任:“是我叫他搞的嘛!”“要保护这位工程师……”去北京开会,他在周恩来总理面前主动承担责任:“我在重庆盖了个大礼堂,钱花多了点。”这么一位高级干部,面对媒体的批评、上面的查询,不是推诿,更不是找替罪羊,而是主动揽责,试问,这种高风亮节的干部有多少?

有句多年前的俗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其实,一个部队仍如此,一个不为老百姓着想的部队,其结局可想而知。作者樊家勤通过《贺龙在西南》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特别是在当下,这个一心装着人民的贺龙更具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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