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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倍尝的诗意人生

来源:重庆作家网2017-11-30 16:14:11

——《梁上泉文集》总序

斯 原

提起梁上泉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不大知道,但如果说到他的一个作品——歌词《小白杨》,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三军部队几乎没有哪一个官或兵不会唱这首歌,而对于因唱这首歌而出名的军旅歌唱家阎维文也都耳熟能详,因此他往往被介绍为:歌曲《小白杨》的作者——梁上泉。其实这样介绍很不准确,因为他不只写了《小白杨》,而且《小白杨》只是他一个比较小的作品。该怎样介绍梁上泉呢?让我们从他的作品说起吧。

艺术成就:多样,统一

《小白杨》之外,梁上泉还写了很多其他歌词,其中除了一般独唱歌曲外,还有合唱歌曲,叙事套曲,整部头的歌剧、歌舞剧和影视片歌曲,以及大型交响歌曲的歌词等,因此即便在他的歌词作品中,《小白杨》也只是“比较小的”一个。前不久重庆出版社推出了《小白杨——梁上泉词作歌曲选》一书,共选入由100多位作曲家谱曲的梁上泉词作歌曲154首,约占他全部词作歌曲的1/3。这样算下来,他歌词的总数近500首。

他不但写歌词,而且写诗。单是已出版的诗集,从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喧腾的高原》,到2010年中国文化出版社的《诗路花语》,共有32部。加上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其诗作总数恐怕在数千近万首之多。

他不但写诗歌,而且写散文,从事诗文编选。有散文专著《献给母亲的石竹花》、《梦之花》两花绽放,有诗文编著《李冰如诗选》、《李冰如诗文书信选》两选面世。

他不但写诗文,而且写戏剧和影视剧本。有歌剧、音乐剧、歌舞剧、电视歌剧、电影诗剧、故事片等12部捧献于观众,由北京、成都、重庆等地有关文艺团体演出,由有关电影制片厂或电视台摄制播映。重庆出版社1982年出版其电影文学剧本《神奇的绿宝石》(与宋清涛合作),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梁上泉剧作选》。

他不但写成人文学作品,而且写儿童文学作品。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散布在其诗、文、歌、剧之中,数量难以统计。在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彭斯远教授的《重庆儿童文学史》一书的“儿童诗”、“儿童散文”、“儿童戏剧”等章节中,他都被列为专条加以论述。

他不但写文学作品,而且创作书法作品。曾举办过个人书展3次,参加北京、台北、重庆等地及日本等国各类书展多次。不少作品在国内外发表、被收藏。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出版《梁上泉诗词手书选》。在各种会议、采风、联欢、庆典等活动中当场献书,已成为他颇受欢迎的保留节目。

梁上泉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从上世纪50年代起深入生活时就带上相机,边记边拍,尽量多地收集素材,这一习惯爱好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有些照片达到很高艺术境地。他的文学著作往往配有摄影作品,给人图文并茂之感。

梁上泉在《世界名人录》等几十种辞书中列有专条,在国内外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列有专节,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亦有评介。其作品获全国、省市奖30余次,有7首歌词被选入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材,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意、日、韩、波兰、阿拉伯、马来西亚等文刊行。

因此梁上泉不但是著名歌词作家,而且是著名诗人、散文作家、戏剧和影视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以及书法家和摄影家,是中国作协、剧协、音协、民协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书协会员,担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国际诗人笔会理事、世界华文文协名誉委员、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四川作协原副主席、重庆作协名誉副主席、重庆市文史馆馆员以及第7届全国人大代表等等。

梁上泉的艺术成就是多样的,影响是广泛的,坊间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就是一个“小文联”。但梁上泉又是统一的,统一于诗,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最早进入的文体是诗,成名作是诗,坚持写作时间最长的是诗,作品数量最多的是诗。他既写新诗,又写旧体诗词;既写自由诗,又写格律体新诗及准格律体新诗;既写小诗、微型诗,又写中长篇诗;既写抒情诗,又写叙事诗;既写成人诗,又写儿童诗。他的其他作品,无论散文、戏剧、影视,还是书法之中,都有一颗诗魂:他的散文是诗意散文,他的剧作是诗剧,而他的书法作品,很多就是书写他的诗词,是诗的书法表现。正如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万龙生先生所说,他的其他作品是诗的延续。
 

成长道路:时代,生活

梁上泉1931年6月28日出生于四川达县北山乡一个农家,在家乡度过了儿童和学生时期。这期间从文化环境上分析,有两个方面给予他盖莫能深的积淀和影响,以至于为他此后走上时代的和生活的艺术成长道路埋下了伏笔。一个是苏区红色文化。1932年红4方面军来到其家乡一带,他的一位叔爷和一位堂叔参加红军,以后牺牲。1935年红军撤离,但留下大量红色文化:有型的只是红军的石刻标语就有成千上万件(时到如今可辨认者仍有4000余件),遍布四方,举目可见;无型的只是当年苏区的红色歌谣就数不胜数,老百姓一面传唱一面创作,表达革命必胜信念和对红军的思念之情。这些,梁上泉耳闻目睹,在心灵上播下了种子。

另一个是北山乡乃至达县地区的乡村文化。他祖父做瓦编蔑、打猎钓鱼,父母终日在乡下劳作,他从小与长辈们一同生活在浓郁的乡村文化氛围之中。在其早年记忆中北山乡的民间歌谣似乎什么都能唱,什么时候都有歌,民歌能手见什么唱什么,皆取材于生活,见景生歌,尽情发挥。中学时期,他多次徒步120里山路到达县念书,沿途薅秧山歌不绝于耳,终生难忘。

1950年他瞒着家人参加解放军,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作为文艺工作者走上艺术道路的起点。那时共和国建立不久,当年红色文化所召唤的新时代已经变成现实。作为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员,他积极投身时代洪流,钟情它,讴歌它,自觉踏入以时代为引领的创作道路,很快创作出一批受欢迎的文艺作品。时代需要歌唱自己的声音,很快发现了他,选择了他,给予甚多关爱,尽力培养。到1957年从部队转业之前,他已有大量作品发表、出版,被文艺团体采用演出,得到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认可、好评,还出席了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任诗歌组副组长,成为一颗耀眼的创作新星。转业地方后,先在重庆市歌舞剧团任编剧,后调重庆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在每一个不同时期都捧献出呕心沥血之作,歌唱祖国,歌唱党,歌唱人民,歌唱人民军队,歌唱新生活,是一个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时代歌者。有人著文批评他“歌颂太多而暴露谴责不足”(见彭斯远《再评梁上泉》),他专门打去电话虚心认真听取,但已经走上的道路似乎没有办法完全改变。而今他年满80高龄,创作年龄已超过一个花甲,但仍然一如既往紧跟时代,与时俱进,无怨无悔。

家乡民间文艺的滋养,参加工作后对党的文艺政策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领会与实践,使梁上泉的艺术成长道路,既以时代为引领,又以生活为基础。早在1961年日本的秋吉久纪夫先生就在《地壳》诗志上介绍说:“梁上泉的创作态度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他深深地扎根在祖国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在那里发现诗的源泉。他吟咏的主题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祖国建设和朝气蓬勃的、新的、狂欢的舞蹈中表现出来的爱。”这段话准确揭示了梁上泉以生活为基础的艺术道路的两个含义:一,创作的灵感来自于生活;二,创作的内容来自于生活。梁上泉对生活的钟情、热爱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到部队、边疆深入生活不是浅尝辄止,好多次一去就是数月、半年乃至一年。他最早的歌词《一根扁担》就是在成渝铁路工地的劳动中产生的,谱曲后广为传唱。

时代与生活总体上是一致、重合的,但有时并不和谐,甚至冲突。前者较为外在、上层、集中,后者则是内在、民间、宽泛的,搞不好就会发生堵塞。这两者都曾使梁上泉吃了很多苦头,不过,苦的味道不同。深入生活的种种创作艰苦,他心甘情愿接受。比如他与当年川北民歌能手、著名演员,号称“巴山一枝花”的蒲心玉女士结婚后,由于各自忙工作,在一起生活比较少,导致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写成《结婚三十年,分离二十载》一文。特殊时代给予的遭受责难甚至锒铛入狱,他无法避开。


创作风格:平易,深沉

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各界空前繁荣,各种流派、风格竞展风采。但其中有的极力盲目拥抱西方,追逐所谓“现代”、“先锋”,自作高深,其作品似乎故意让人看不懂,读不明,听不清,想不通,猜不透,更无法理解,因此使许多接受者远远离去。梁上泉认为,艺术品还是尽可能多地为大家接受为好。他说:“我比较崇拜白居易这样的诗人,雅俗共赏,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让更多的群众接受。例如我写了诗,要人家基本能看懂,能意会;写的歌,至少能传唱,喜欢唱”(见潘丹《对话梁上泉》)。数十年来,梁上泉以此要求自己,在实践中不断磨砺,形成了其作品在形式上的平易——平直、明快、通俗、易懂、易记的创作风格。

梁上泉的平易风格,除了源于一个艺术家对群众的高度责任感外,从其产生来说得益于深厚的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古典文学和广泛的中国民间(包括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艺术特别是民间文学的滋养。因此他的平易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即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前者即“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语),后者乃指其群众性、广泛性和普及性。例如以他的诗和歌词来说。按吕进先生意见诗可分为歌、诵、读3种欣赏方式,梁诗节奏鲜明、韵式整齐、语言简洁晓畅,不但可读,而且谱曲可唱,离曲可诵。而梁歌不但朗朗上口,具有可唱性:而且抒情气质鲜明,诗意盎然。实际梁诗和梁歌没有严格界限,歌词分行写下就是诗,而诗被谱曲就成了歌词。

梁上泉创作风格的另一个特点是深沉。形式上的平易和内容上的深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他常常告诫自己“不怕俗而忌讳浅”(见野谷《钟情生活,钟情时代》)。平易为的便于群众接受;深沉除了个人经历、胸怀、气质等根源外,也是克服文艺作品意味索然的弊端,以求群众能够从中获得更多感染、收益。拿他歌词的代表作《小白杨》来说,有人评价是“一首稚气未脱的军营儿歌”(见毛翰《中国军歌古今谈》),这如果从形式上看,不无道理,“小白杨,小白杨,它长我也长”端的是儿歌句式。但从内容上剖析,《小白杨》所唱的那棵树,是人格化的树,是我们的边防战士。“一棵小白杨,站在哨所旁”,很多人把“站在”唱成“长在”,是对原作的降低。接下来的“根儿深,干儿壮”,自然是指战士的根在遥远的家乡,人民群众的沃土使战士们像白杨树般茁壮成长。这实际上是对生活本质的高度把握和形象概括,使人在受到强烈感染的同时产生深沉的思索。

再拿他歌剧的代表作《红云崖》来说。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对比强烈。序幕设置悬念:罗大刚回到阔别16年的家乡,见到了儿子红生,而红生引来的妈妈却不是自己急于想见到的妻子冬花,而是村邻大青嫂。这些都是通俗文艺,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说唱等常用的手法,但《红云崖》借此架构讴歌了川北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红军石刻标语的动人故事,其深沉之处在于形象地揭示了革命胜利、真理战胜邪恶的内在根源。此剧先后修改13次,形成14稿,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感人肺腑。值得指出的是,梁上泉虽然因此剧在“文革”中被逮捕并关入狱中,蔑称他为张国焘错误路线树碑立传,但那股过眼云烟早已散去,留下的是中国歌剧史上一部优秀剧目。

正因为他的作品既平易又深沉,长时间受到群众广泛的喜爱,就中还产生了许多真实而不无传奇的故事。《黄杨扁担闪悠悠》,重庆秀山、酉阳两县都说是本县民歌,把“官司”一直打到了中央电视台。《小白杨》,被新疆裕民县领导和当地军民认定为写的就是该县塔斯堤边防哨所的故事,并正式把这个哨所命名为“小白杨哨所”,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茶山新歌》,很早就传到台湾,其歌词把“边防军”统改为“弹琴的人”,而歌名也被改为《茶山情歌》(梁上泉得知后说“他们作那样的改动是可以理解的嘛!”),台湾大学生合唱团把它带到美国演唱。苗长江,一位衷爱梁上泉诗歌数十年的读者,一次与梁上泉家乡某县的领导同志共餐,提出以背梁诗和唱梁歌代替喝酒,错一字或一音自裁两杯,一连背、唱30多首无错误,而对方早已不胜酒力,传为美谈。阎维文,一次在演唱,台下递条子称所唱《小白杨》的词作者梁上泉就在台下(在当地采风,被邀请出席),阎当着数万名观众之面,走下台找到梁上泉,向梁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把观众们送他的鲜花转送梁,神情地说,没有你的歌词就没有我受欢迎的今天。梁芒与梁果,梁上泉的双胞胎儿子,要说接受梁及其作品的影响,他们是最直接的,如今梁芒是著名歌词作家,为孙楠、那英、田震等许多明星和十多部电视连续剧写过歌词,梁果是重庆市有名的装饰设计师。……要说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欢乐与幸福,恐怕莫过于此了吧。


成功诀要:执着,创新

有人说从事文艺工作与其他工作有所不同,成功必须靠天分。这如果是指有些文艺工作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如唱歌的要有好嗓子,弹琴的要有好手指,跳舞的要有好身材等,似无不妥。但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主要是一种脑力劳动,正常人的脑子没有太大区别,其成功与否的决定条件不是先天而是后天。追求和探讨梁上泉成功的诀要,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后天努力的两个显著特点。

一个是执着。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诗歌座谈会上,大家谈起了当时出现的有些文人改行下海、有些诗人改写小说,而且有几位立即“大见成效”的现象,梁上泉认真地开玩笑说“我可是‘死不改悔’呵!”他还不止一次说“中国是个诗国,几千年了,诗要没落?我不相信!一个诗的国度,诗应该越写越好……”(见胡世宗《他是大巴山的儿子——梁上泉印象》)。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从事创作约30年,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约30年,二者相加60多年,他始终未曾放下手中的笔,未曾停吟口中的诗,锲而不舍,矢志不移。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许多老艺术家坚忍不拔、之死靡它的共性,他们不成功谁成功!

他的执着,不但表现在坚持的时间之长上,更表现在付出的力度之强上。许多人都知道,他身上经常带一个小本子,听到什么看的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及时记录下来,以备创作之用。他不论外出还是居家,不论吃饭还是走路,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捕获灵感,酿造诗句。他甚至有时连睡觉也在作诗,他有一首《梦与醒》(见梁上泉诗集《不老草》),生动描绘了这一感人情景,表达了钟情诗歌的不二决心:

梦中诗比醒时好,

可惜醒来全忘了。

回忆再三难再得,

重入梦中诗意杳。

但愿不分醒与梦,

昼夜歌吟直到老。

如果说他是诗迷、诗痴,似有不恭之嫌;而如果引用胡世宗在上文中转述的一位诗人的话:“梁上泉这辈子是属于诗神的”,大概都会同意吧。他不成功谁成功!

另一个是创新。如果说执着主要是世界观层面的问题,那么创新就着重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执着需要创新,不创新就谈不上执着;创新必定执着,不执着何来创新!梁上泉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突破上,一方面是对以往文艺界人为设置的许多“禁区”的突破。如上世纪50年代,他深入到云南边疆体验生活,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地的姑娘们特别喜爱边防军官兵,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题材。但这在当时是一个禁区:部队规定不准与驻地女青年恋爱、结婚(义务兵现仍有此规定,是部队特殊性所致),文艺创作不准反映部队官兵的爱情生活。几经斟酌,他从不让我爱她可以做到,不让她爱我怎能做到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写采茶女对边防军的爱慕之情,在《人民文学》发表诗作《茶山新歌》,很快全国各地许多作曲家为之谱曲,随即到处响起了不同曲调的《茶山新歌》。尽管他因此遭到责难,有人批判说“这是勾引边防军的歌儿”(转引自雷惠《一个小问题:能不能歌唱战士的爱情》),但历史最终对他是认可的,《茶山新歌》至今仍在传唱。

还有一方面是对自我、对以往已经达到的水平线的突破。日本著名学者、教授岩佐昌暲先生曾经在《老一代诗人的新生——论四川老诗人梁上泉的诗》(见日本《中国文学论集》第23号)一文中独特地发现到,梁上泉1983年以前的诗中“没有自我”,无论哪一首都巧妙地避开了“我”字,把自己的身份限定成党和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员。而1983年以后的诗“找回了已经丧失的自我”,实现了“自我的真情流露”,他不再是老一代诗人,而是再生的“新时期”诗人。 这一发现难能可贵,是宏观上对梁上泉突破自我的肯定。但梁上泉的创新不只于此,微观上他的许多作品在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坚守与突破关系上,都堪称范例;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比如对于类似诗歌体式等问题,他也不断突破自我,进行了许多新的摸索和尝试。


人生境界:低调,高远

梁上泉原名梁上全。他父亲是个农民工匠,识字不多,却想让他这个长子将来出人头地,当个“人王”。人王者,全也,故以此为名。梁上泉懂事后,厌恶这个“全”字,他说:我当啥子人王啊!还不无诙谐地自嘲:“我生来没那个命,也没有那样的奢望。”上初中时写壁报稿子,自己做主,把“全”改为“泉”,一直沿用。他说,宁喝白水,不当人王,白水者,泉也(见《梁上泉诗选》自序)。也许从那时开始他就为自己制定了低调做人的信条,坚守至今。

梁上泉的低调做人,其实就是谦虚谨慎,对已取得的成绩不自视过高,不去张扬,不对别人提过多、过高要求。有一次他挤公共汽车回到家乡,当地领导说,现在小车很多,像你这样的大名人,随便打声招呼不就可以了嘛!他说:我不是不坐小车,比如在北京开人代会,高级小车当然坐,京西宾馆也当然住。但我作为大巴山的山娃子回到家乡,麻烦大家事小,主要是挤大车能和普通乡亲接触。他还饶有兴趣地讲道有一次睡5角钱的通铺,和农民兄弟摆了一夜龙门阵,第二天衣服上一路路的虱子在爬。“嘿嘿,这有啥关系,把衣服用开水烫一下就解决了。如果没有和农民兄弟同睡共谈的这一夜,也许会是一个损失呢”(见杜泽九、陈官煊《大诗人的巴山心——和著名诗人梁上泉摆龙门阵》)。

说来也许难以令人置信,像梁上泉这样一位诗人、作家,数十年来竟然没有开过一次自己作品的研讨会。最近彭斯远教授编著的《透视梁上泉》一书出版,该书汇集了半个多世纪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梁上泉研究的文稿,有人建议说借此机会开一下吧。梁说,虽然研讨的是彭斯远编著的作品,但他透视的是我呀,花很多钱让人家来说自己的好话,没多大意思,倒不如写两篇评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更有意义。

本文开头所说他往往被介绍为歌曲《小白杨》的作者——梁上泉,黄济人不同意这样介绍,其实他本人也不大同意,不过他有别的意思。这种介绍有不少次他本人是在场的,比如他同吕进先生到台湾那次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只要允许,他都要郑重声明道:我只是《小白杨》的歌词作者,谱曲的有好几位,比较流行的是总政歌舞团作曲家士心所谱。

当有记者问梁上泉:您的身份很多,诗人、剧作家、书法家等等,您自己最满意哪一种?他回答说:我也不算什么家,真正说来我是文艺界的“打杂工”,是个打杂的。我没有好大个天赋,假如还有点成功的话,那就是靠勤奋。我记忆力中等,数理化都很不好……(见潘丹《对话梁上泉》)他多次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以白水来评量大致名实相符。浅淡,平常,明白,无味。他有一首名为《山泉》自勉诗(见《梁上泉诗选》)曰: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洁,

细流入大江,

大江喷白雪。

他特意解释这首诗说:“我自己想入大江,但自知成不了大江,只想溅起朵朵浪花,激起阵阵涛声而已。”

梁上泉的低调做人与他胸怀与目光的高远是相反相成的。“想入大江”是高远,“成不了大江”是低调。无独有偶,他还有一首咏怀词《惜芳菲·天涯路》(见《梁上泉诗词手书选》)曰:

家在老林河岸住,

常把人生揣度,

为望天涯路,

登山欲上最高处。
 

今日行吟多感悟,

苦乐悲欢尽诉,

尤怕诗心负,

碧清自洁应如故!

上阕是高远,下阕是低调。

总之,本文企图用多样、统一,时代、生活,平易、深沉,执着、创新,低调、高远这10个两相成对、不无矛盾的词汇来概括梁上泉的一生,如果读者诸君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也许正是这些矛盾,成就了他苦乐倍尝的诗意人生。


(《梁上泉文集》重庆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共7卷,300多万字。诗、文、剧本等等都有各自序言,此文为其总序。斯原,原名师运山,诗人,诗评家,中国作协会员,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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