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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圆我传记文学梦

来源:重庆作家网2016-10-28 10:57:35

郭久麟

今年4月17日,西南大学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学校隆重举行《袁隆平传》首发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亲临大会并向学生代表赠送《袁隆平传》,我作为该传作者,在会上发言,表达了我对袁隆平院士的敬意和写作《袁隆平传》的初衷。会后,我在西南师大出版社服务部签名集书,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此前两天,重庆晚报以一个整版介绍宣传《袁隆平传》。我感到无比的欣喜。我不由想起,我从1976年开始写《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到现在刚好40年。四十年来,我同传记文学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么多年来,为了写好革命家和作家、艺术家的传记,为了撰写传记文学的理论专著,我天南海北地奔走,绞尽脑汁地构思,殚精竭虑地写作,反反复复地修改;真是是费尽了心思,耗尽了心血啊!

从受父亲热爱读书的习惯的潜移默化和建国初期朝气蓬勃的时代风潮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上了文学,尤其是描写英雄人物的武侠小说和传记作品。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看《说岳传》、《七侠五义》、《三侠剑》等武侠小说,并到茶馆听评书。考入重庆一中以后,又把兴趣转向了英雄人物的传记,看了《罗蒙诺索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等传记作品,而李锐的《毛泽东初期的革命实践》一书,我竟一连看了两遍,对我的读书学习、立志修身,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对我热爱和写作传记文学产生了直接的作用。高中毕业时,尽管我的数理化成绩也是全校一流,但我却舍弃了当科学家的梦想,而报考了文科——我要作一个作家、记者,走遍神州的大好河山,写出祖国的壮丽风光,塑造出民族的英雄人物!进入四川大学以后,我在系统地学习古今中外文学和读诗写诗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传记文学的爱好,读了《史记》和《忏悔录》等中外传记文学名著。大学毕业时,我的毕业志愿书上填写了新疆、云南、贵州,我渴望到边疆、到异域去建功立业,写出我们民族的英雄人物和异域风情。谁知,川大却把我分回了故乡重小庆的一所高校。我决定走一条学者兼作家的道路。又谁想,到川外才半年多,一场巨大的浩劫就发生在中国也降临到我们的校园!我不得不经常逃避武斗,躲回家中,看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在文学欣赏和创作中,减轻对时局的焦虑,寻求心灵的安宁。

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我被压抑的创作热情象火山的岩浆一样喷射出来!1976年10月下旬,重庆市委宣传部领导组织作家为几位老红军撰写怀念周恩来的文章。我分配为重庆特钢厂的廖其康同志写文章。他在抗战初期曾担任周总理的警卫副官。几天之内,我听他讲述,写出了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是,他作为周恩来的随身警卫,跟随总理多年,了解很多的周总理的生动事迹和感人细节。我劝他把这些珍贵的材料记录整理出来。不久,我院党委书记王丙申突然通知我,说市委书记要我为廖其康整理回忆录——原来是廖其康找到市委书记,要我为他整理回忆录。于是,我每天到他们厂招待所听他摆谈,晚上回家记录整理。就这样,我们一连谈了将近一个月,我整理出十多万字的初稿,取名为《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稿子很快由市委印刷厂排印出一百本,分寄邓颖超等有关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而我则带着几份稿子,去到北京,送给童小鹏等同志审阅。小鹏跟随周恩来多年,曾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对此书非常重视,用几天时间看完全书,并当面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为了补充、核实和印证材料,修改好此书,我又到廖其康跟随总理工作过的西安、桂林、武汉原八路军办事处及延安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回到家中,我连更连晚进行修改补充。书稿送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很快于1978年2月——即周总理八十诞辰之前出版。这可以说是全国第一部写周总理的单本传记作品。1978年四五月间,山西省出版局党委邀请廖其康到山西旧地重游。廖老要我与他同行,为他记录整理。当时,我已报考了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研究生,正在复习功课。但是,为了写好回忆周恩来的传记,我忍痛放弃了复习,也即等于放弃了读研究生的机会,陪同廖老去了太原、汾阳及西安等地,实地考察周恩来抗战时期在山西的革命活动,写出了《随卫周副主席到山西》一文,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在山西》一书,我还对《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作了修改补充,于1979年11 月再版。

1977年4月,四川省委宣传部指定我为北京一家出版社撰写一篇家乡人民怀念陈毅元帅的文章。我在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内江地委宣传部同志陪同下,去到陈毅故乡乐至县,参观了他的旧居,访问了家乡亲人和乡亲。在采访中,人们告诉我:建国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来了解过陈毅的事迹,却只有北京、成都来的红卫兵调查陈毅“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听了非常气愤。我一下想起少年时读过的有关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传记。我想:我应该写一本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以回击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诬蔑和陷害陈毅同志的卑劣行径。于是,我扩大了采访的内容和范围,不但访问了陈毅家乡的亲人和乡亲,还到成都、重庆访问了他的哥哥陈孟熙和弟弟陈季让等亲友,去了他当年读书学习和游历过的地方。我在写好并发表了《家乡人民怀念陈毅》一文之后,又写了《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初稿。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之后,我又专程再去乐至,采访了陈毅的一位表弟,他给我讲述了陈毅小时候的一些故事,还提供了陈毅少年时写的几首诗、对联;我还专门到苏州采访了陈毅的胞妹和妹夫,到北京征求陈浩苏、陈丹维等人的意见,然后用十多天的时间到上海出版社改稿。1979年11月,《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出版,1980年五四,团中央将此书作为优秀读物,向全国青少年推荐。这可以说是全国第一部陈毅的单本传记文学著作。

我是重庆人,在沙坪坝重庆一中读高中时,就听过《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关于革命烈士斗争事迹的报告,并多次到烈士墓瞻仰扫墓。可是,1971年,当我所在的四川外语学院从北碚迁至沙坪坝烈士墓旁边时,烈士展览馆和著名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旧址都被关闭——因为江青在一次恶毒的讲话中诬蔑四川地下党是叛徒,没有几个好人。我感到愤懑不解。1979年初春,四川省和重庆市领导组织作家撰写烈士传记,指定我我撰写《罗世文传》。我到展览馆资料室查阅了罗世文及有关烈士的资料——那时罗世文等烈士的资料非常少,现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我以后搜集起来的。当年春节前,展览馆即派出资料组戚雷同志(他不幸才二十多岁就去世,谨在此向他表示沉挚的吊唁)协助我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与自贡市交界处的观音滩搜集资料。罗家是一个大家族,19世纪在自贡是很显赫的,到罗世文出生时候才衰败下来。罗家旧居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有几十栋房屋,有大花园,有小溪、荷池,还有藏书阁等建筑。虽然因为土改后分给许多家农民居住而破损不堪,但仍能依稀想见当年的豪华。从大门旁倾倒的石柱上的对联:“有钓鱼情船归不系,无出山意云与俱闲”,让我隐约窥见了罗家长辈的旷达胸怀。在自贡,我们还在罗家后人中找到了罗世文的家谱。知道罗世文的妻子叫王一苇。在重庆,我找到了罗世文的堂弟罗世良,他给我提供了很多材料。暑期,我到罗世文战斗和工作过的川陕苏区及延安,查阅资料,并到北京访问了廖承志、魏传统、韩子栋(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等老同志。我写出《罗世文传》初稿后,市委宣传部为我聘请的顾问、原四川地下党省委秘书长、时任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澄同志指出:你在传记中称王一苇为罗世文妻子;但是,罗世文在1938年提出要同王一苇结婚,省委并没有同意;因此,现在如要称她为罗世文妻子,须要得到党中央批准。

张文澄同志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也让我感到了任务的艰巨。但是,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能退缩,只能迎难而上了!

当时,连展览馆的同志也不知道王一苇的情况,只是听说她好像在重庆法院工作。我多方向重庆市法院和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同志打听,终于从一位老同志口中得知:王一苇解放后在重庆高分院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高法院工作,是否健在,不太清楚。

1980年暑期,我利用阅高考阅卷的机会,开好介绍信,到成都高法院。高法院政治处的同志一听是了解王一苇,非常冷漠的说:她早已死了。我说明我在写罗世文烈士的传记,王一苇是罗世文的妻子,我非常需要了解王一苇的情况,请他们务必提供王一苇的档案。他们依然冷淡地说:那你过几天来吧。几天后,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王一苇的档案不在了!我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只有请他们再仔细找找!他们非常勉强地说:那你就再过几天来吧!过了几天,我再去高法院,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没有!我又请他们再找。过几天去,他们说没找到,你到到四川省档案馆或成都市档案馆去查一下吧!我只好去了这两个档案馆还是没有!一个暑假就这么折腾过去了。第二年暑期,我又去到省高法院,政治处同志说:王一苇的档案可能是“文革”中借调到成都军区了;几天后,他们又告诉我:是成都军区两位同志借去未还,让我自己去找。我到成都军区打听这两位同志,谁知他们早已转业到山东,军区也不知他们的单位和地址。线索就这么断了!我没有恢心,我想:王一苇是“文革”前才去世的,应该有同事了解她的情况,单位也应当知道她家的住址呀!于是我再次去到高法院。令我惊奇和愤怒的是,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他们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他们是真正地拒绝提供任何帮助了!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在省作协的朋友中打听有无省高法院的朋友。一位作家给我提供了一位高法院的老同志。我拿着他的私人介绍信到高法院找到了这位老大姐。当他听我讲政治处同志说不知道王一苇生前的住址和朋友时,气愤的说:“一苇生前住在线香街,离我们高法院只有几十步,高法院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而我就是她生前好友,他们批判一苇的时候非要说我是她同伙,怎么现在你来了解一苇的事迹,他们又不告诉你呢?因为王一苇就是被他们审查,她才咬断舌头绝食而死的!”她说:“我现在就带你去一苇的家。”果然,没走几步就到了!正当我庆幸找到了新线索时,我又碰到了新问题:罗世文和王一苇没有儿女,她死后,房主已另换住户,现在的住户都不知道她的任何亲人!我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打听,也都不知道她有任何亲人。我再次陷入了困境!但我不甘心失败,我再次走到王一苇旧居,挨家挨户地询问。终于,一位刚下班的青年女工告诉我,她小时候经常到王一苇阿姨家玩,王阿姨经常给她讲罗世文烈士的故事。王一苇死时,是她拿着大人们给她的信,去通知王阿姨的弟弟来料理的后事。我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她该知道王一苇弟弟的地址了!可是她回答说:那时候她才十来岁,现在已记不得王阿姨弟弟的名字和地址了!我再次失望了。我失望地走在成都的大街上。我想,跑了一年多,没取得任何效果!就这么算了吗!不行!我不能放弃!我得再去启发那位送信的姑娘!暮色中,我再次走进姑娘的家,向她详细说明了了解王一苇对写好罗世文传记的重要!请她再仔细想想!她被我感动了,表示愿陪我去找王一苇的弟弟:他家好象住在红星路,他肯定姓王,是个老人,我们从红星路一号找起,肯定能找到。于是,她冒着夏日的余威,陪我一家一家去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姓王的老人。可是,找了两百多家,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找到人。眼看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我必须送她回家了。送她到家门口,她对我说,明天她休班,还同我一起去找!我真的被她感动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去到她家,她已站在家门迎接我,一见我,她就非常高兴地说:“有线索了!有线索了!”原来昨天晚上回家,在屋门口乘凉时,一位下夜班的女工回忆说,王一苇常有个叫“奶妹”的侄女来看她,这个“奶妹”好像在战旗文工团工作!现在我就带你到战旗文工团。到了文工团,果然找到了“奶妹”——原来她真是王一苇的侄女。她带我去了她爸爸家——果然就在红星路。她是一位中学外语教师。他讲述了王一苇家的历史,也讲了王一苇与罗世文相爱的过程。他介绍我去访问王一苇的小弟弟王众音——他是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一苇的回忆录也在他那儿。我立即把情况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文汇报了,他同意我去山东访问王众音,并到北京向中组部请示王一苇能否称为罗世文的妻子。我冒着38度的酷热去到济南,赶到威海,见到了王众音,他给我讲了王一苇丰富曲折的经历:她25年加入共青团,26年参加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是邓颖超的学生,26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广州暴动。王众音说:王一苇解放后为什么被审查?是因为她曾在解放前被捕,后来报上登出了她的“脱党”声明,但是,这个声明不是她写的,是她爸爸帮她女儿写的——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出狱。一苇出狱后,罗世文相信她没有叛党,想为她恢复党籍,可当时地下党省委没有同意。解放后,她被审查,她受不了这种屈辱,自杀了——落下个自绝于党的罪名。说到这里,王众音沉挚地说:“人都已死,夫乎何求?只求组织上为她恢复名誉,还她一个清白!久麟同志,请你回川给省委组织部反映一下,给任白戈同志(当时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谈谈——我同一苇三十年代在日本搞党和妇女工作,都是白戈同志领导的!拜托了!”

怀着众音同志的嘱托,我去到北京,拜会了中组部部长陈野萍和老干部局局长郑伯克同志。他们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专门派人把“文革”中分散到外地的中组部的档案库中罗世文的有关资料调回北京让我看。郑伯克还告诉我:“38年罗世文提出同王一苇结婚,因为王一苇脱党的问题没搞清楚,再加上罗世文是公开的中共省委书记,而王一苇却主要从事统战工作,成天和地方军阀的太太小姐在一起,身份悬殊太大,所以没有批准。在‘抢米事件’后(“抢米事件”是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策划的一场抢米活动,企图嫁祸共产党,并以此为由逮捕了罗世文、车耀先同志——郭注),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捕,省委很担心罗世文家里的文件被国民党特务查获造成党的重大损失,决定派人前去销毁罗世文家的全部材料。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罗世文的家很可能已被特务监视起来了!我们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王一苇——因为她和罗世文一直同居。我找到王一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第二天,她如约告诉我——罗世文家的材料已全部销毁。‘抢米事件’后,除了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外,四川地下党确实也没受另外的损失。就从这件事,也可说明王一苇是个好同志。”郑伯克最后说:“我现在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你在《罗世文传》中可以称王一苇为罗世文的妻子!”

以后,我还采访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同志,他两次接见我们,给我们讲了吴玉章、罗世文的事迹。《罗世文传》写了五稿,陈文副部长审阅了三次,并写了序言。此书出版后,即获四川省和重庆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在此前后,我两次给任白戈同志和四川省委组织部反映了王一苇同志的情况,请他们尽快为她平反、落实政策。不久,四川省委组织部连续发出两份文件,给王一苇平反和恢复党籍。王众音看到文件后非常高兴地来信说:“你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不辞辛劳,天南海北地奔波,终于把家姐的事弄了个水落石出。你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世文、一苇九泉有知,也会感激你的!”二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苏雁秋在审阅初稿后题笔写诗:“每望陵园百感多,英雄伟迹恐消磨。耐君挥笔成青史,月桂天仙舞婆娑。”以后,我应四川少儿出版社之约,写了《少年罗世文》一书。我运用了文学的手法,文学的想象,在尽可能还原历史背景和场景的情况下,生动地描写了罗世文在苦难中出生,在屈辱中成长的艰难历程和他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详细描写了罗世文母亲卖身葬父,忍辱负重培育儿子的坚强性格和动人形象。

同时,在采访罗世文事迹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女烈士张露萍的事迹,率先将其写入传记,《新华文摘》转载了其中章节,引起四川省委的重视,专门成立一个小组,调查张露萍等人事迹,并追认其为烈士。后来,我又将《罗世文传》改编成电视剧《雕像的诞生》,荣获中宣部文艺局和中央电视台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罗世文传》出版前,我向四川省委宣传部陈文副部长提出为吴玉章写传的计划。他十分支持,让我约几位朋友一起来写。我约了一位亲戚、两个朋友,组成了《吴玉章传》写作组。我们到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档案馆查阅材料并访问了大量知情人,搜集到大量材料。就在我们紧张编写《怀念吴老》、《吴玉章文集》、《吴玉章年谱》之时,我却受到无端的批判,并被排挤出写作组;在《怀念吴老》、《吴玉章文集》、《吴玉章年谱》的前言后记中,也抹煞我三年多的辛劳和贡献。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我。我沉痛地中止了革命家传记文学的写作,而转向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陆续出版了《文学创作灵感论》、《论贺敬之的诗》、《散文知识与写作》等理论专著,创作出版了诗集《爱的琴弦》、《新编女儿经》和《郭久麟散文集》、《当代西南企业与企业家》;还创作并拍摄了电视剧《沉默的情怀》和《雕像的诞生》及三部电视专题片。

但是,对传记文学的热爱之情依然不时地冲激着我的胸怀。有鉴于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滞后,而自己既有传记文学创作的体验,又有在高校工作和热心从事理论研究的条件,我决定从事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为传记文学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于1995年向四川省教委申报了《传记文学写作论》的课题,得到了批准。我有有计划地阅读、学习和研究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传记文学著作,写出了“传记文学的性质”,“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及“传记作家的修养”等章节,提出了传记文学可以在细节上虚构和运用再造想象乃至在细节上适度夸张的观;然后,我融进了自己十多年来从事传记文学写作的经验教训和心得体会,对传记文学写作中面临的传主的选择、材料的搜集、考证、使用,主题的提炼、结构的安排、技法和语言的运用等问题,作了具体论述。

1999年初,《传记文学写作论》出版。我又撰写了《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一书。该书上篇论述了传记文学写作的规律和方法,下篇对从古至今的中国传记文学名篇进行了评析,在以传记文学真实性、历史性、科学性同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相结合的标准及以现当代为主的原则下,选取了八十余部(篇)传记文学名著进行了赏析和评论。

《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出版后,有鉴于中国尚无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而我在撰写《传记文学写作论》一书的过程中,已经对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进行了较全面的扫描和初步的研究,我决心趁热打铁,写一部《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以填补传记文学研究的空白。我的这个计划再一次得到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领导的支持。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反复阅读、比较、挑选二十世纪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品,一部一部地进行分析、评论;然后又在总体上对二十世纪传记文学进行系统的观照和梳理,研究其总体的发展趋势和脉络,经过三次修改补充,写出了40多万字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史传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好评。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前会长、中国青年出版社前总编王维玲指出:该书“对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作了历史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研究和评价,对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的精品作了比较、分析、综合、归纳......该书气势宏大、内容丰赡、见解独特、论述深刻。它的出版是传记文学史上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1)著名传记文学评论家全展教授认为:该书“具有宏阔的学术气象、扎实的理论品格以及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2)

2009年,我到深圳采访原深圳文联主席张俊彪,并为其写传。他约我同他主编一部包括港澳及海外华人文学的《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这正和我心。因为我在教学中几次参与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自己有一些新观点、新想法,始终未能实现,现在我作主编,就可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了。于是,我提出了把传记文学作为独立文学文体并按七种文学文体结构这部文学史的新观点,即按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报告文学史、传记文学史、戏剧史、影视文学史和港台及海外华人华文史八个篇章结构全书。我们约请全国高校中的几位专家,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撰写出这部大型史典,我独自撰写了其中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发展史”和“中国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史”两篇共40多万字。该史典是一部有独创性的大型史典。

我认为传记文学应该是与纯散文和报告文学并列的、独立的文学文体。因此我专门写了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并在《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把传记文学与散文、报告文学都作为独立文体为之写了百年发展史。我还在《文艺报》和《中国人物传记》上载文阐述这个观点,希望能早日让传记文学被文学界文化界公认为独立文学文体,以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撰写传记文学理论专著的过程中,我更认识到传记文学写作中,选择传主最重要的是选择同自己兴趣爱好比较接近而又最熟悉的人。我是学文学的,同我兴趣爱好比较接近而又最熟悉的人,当然是诗人作家了!刚巧,七十年代带领我编撰诗集《红岩村颂》的著名诗人雁翼来到重庆,几位诗友约我去看望他。他给我讲述了他六十来岁时舍弃天伦之乐,一个人到深圳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七十多岁高龄还一个人住在北京,拿出自己的稿酬约请世界各国首脑写歌颂和平与建设的诗,编辑《世界和平圣诗》。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性格,那就是永不停顿地攀登!因此,我决定写他的传记。雁翼非常高兴,给我寄来了他的全部作品,并在信中说:“相信你会突破一般的传记的写法。人,都是感情的载体,有美亦有丑,我亦然。”这封信使我对写好他的传记充满了信心:因为他尊重传记的真实性,不要求把他写成完美的人,不忌讳表现他的缺点和弱点,不忌讳写他的感情生活。我感到,我选择雁翼作为传主,选对了!

我阅读了他的全部著作,我一次次在重庆、到北京、到成都同他倾谈。我感到,要想使这部传记有突破、有创新,有深度、有高度,就不仅要生动形象地描写出雁翼波澜壮阔、曲折丰富的人生历程,还要紧紧抓住雁翼之所以能从半文盲成长为海内外都有相当知名度的诗人作家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主观原因,就是他对文学事业的挚爱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客观条件,则是颜氏家族(雁翼原名颜洪林,是颜回的后代)的遗传基因,爷爷和母亲的言传身教,家乡民间文化艺术的熏陶、部队熔炉的培养教育,时代风潮的激荡磨砺等等。于是,我详细地描写了雁翼是怎样在爷爷、祖母、母亲和教师影响下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更详尽地写出了八路军这座革命熔炉对他的培养和熏陶,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我还详尽描写了雁翼在“文革”中惨遭逮捕、监禁、批斗、审查,不但没有动摇他对文学事业的信念,反而让他更多地、更深地认识了生活的真实和惨烈,促使他写出了更加深刻、深入地反映人民生活和历史真相的作品,一步步走向自己人生和事业的高峰。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不仅写出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和心灵在大时代的成长发展,并通过他的成长发展来反映这个波澜壮阔、缤纷多彩的时代;而且还突破了当代传记文学不敢表现内心情感的禁忌,大胆地、深入地揭示了传主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甚至是隐秘的感情领域。在写法上,我尽量描述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的细节,并运用富于情感的、具体生动而又流畅典雅的语言,创造文学的氛围,文学的意境,以使传记显得生动活泼,有较强的艺术魅力和吸引力。

后来,我应邀参加贺敬之国际学术研讨会,见到了我十分尊敬又十分熟悉的賀老。我在川大读书时就喜欢他的诗,毕业后写了《论賀敬之的诗》的理论著作,并多次到他家同他和柯岩畅谈诗歌、人生。我想,我应该写贺敬之、柯岩合传。他让我先写柯岩传,并同柯岩邀请我去北戴河中直机关招待所畅谈了近十天,介绍我采访了十多位朋友。我仔细细阅读了柯岩这集和柯岩评论集,经过一段时间的醖酿、构思,我用一年多时间,写出了《柯岩传》。曾任《文艺报》副主编的文学评论家严昭柱说:“郭久麟在传记文学领域笔耕不辍30多年,以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睿智,在创作和研究中都获得了丰硕成果。他新近创作的《柯岩传》,熔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难得的上乘佳作。”

2008年到2009年,我又应深圳文联前主席及党组书记张俊彪之邀,两次到深圳同他详谈,并阅读了他的全部著作,以第二人称的笔法,创作了《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表现了他从农村苦孩子成长为著名作家的传奇式经历。该传运用了小说刻画人物的手法,受到评论家的好评。

从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我又采写了中国著名诗人和歌曲、歌剧作家《梁上泉评传》。梁上泉是建国初期从西南边疆军民生活的熔炉中培养出来的年轻诗人。我用了双线复式结构,即从创作生涯和诗意人生两个方面来展示他的创作成就和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我对他坚持民族化、群众化的诗歌道路、对他在叙事诗、诗剧及传统诗词创作上的成就给予了较高评价。在写这部传记时,我再次运用了第二人称的笔法,希望把这第二人称的写法予以巩固。

这四部长篇传记都是写的当代著名诗人和作家,每部都是40多万字。在创作中,我突出了他们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坚持深入生活、为人民创作的共同特点,又以大量生动的细节描写展示他们不同的个性和风采;还充分再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怎样培育和锤炼了他们,而他们又怎样以自己的创作回报祖国和人民。

2015年2月,我在西南大学散步时,突然产生了撰写袁隆平院士传记的灵感。我把这个想法同西大出版社社长米佳德汇报后,竟同他不谋而合:西南大学2016年4月庆祝建校110周年,正准备请人撰写学校杰出校友袁隆平的传记!于是,他们决定请我写《袁隆平传》。

2015年4月初,西南大学出版社社长米佳德、校友会秘书长龚常智陪我飞向三亚,向袁隆平汇报了撰写并出版他的传记的计划,得到了他的首肯。他带我们参观了他丰收在望的亩产上千公斤的超级杂交稻,并约我到长沙作深入采访。

我在西南大学查阅了袁隆平读书时的档案材料,采访了他在重庆读书12年的同学校友,然后又到长沙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及袁隆平故乡德安及袁隆平发现和研究出杂交水稻的基地——安江农校采访袁隆平及其夫人、子女,以及他的助手、同事、学生,搜集了近千万字的文字资料。在阅读、整理、消化、提炼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反复酝酿,精心构思,安排结构,然后我住进一个山庄,避开一切干扰,潜心写作,用5个多月的时间,一气呵成,写出40多万字的初稿。我带上初稿到长沙送袁隆平审阅,并再次深入采访袁隆平和他的同事。半个月后,我返回重庆,认真修改,反复打磨,再交给出版社。出版社派出精兵强匠,精心编辑,四个月编辑出版。

在写作中,我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袁隆平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的家族和父母的遗传基因如何?他从小到大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和薫陶?他的秉赋、人格、性格和气质如何?他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当代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和造就了他?他又给予时代和社会以怎样的推动和影响?他是如何以一粒种子影响世界,造福人类的?

我思考的第二个重庆问题是:怎样写出一部较以前出版的传记有新意、新看点、新内容,有新的深度和广度的传记?

首先,我尽力挖掘和表现了袁院士的故乡德安、他读书求学的重庆及他从事科研的安江、长沙的高山大川及人文精神对他的董陶、教育和影响。

其次,我尽可能全面、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形象生动地展现袁院士是如何在偏远的农校独立发现科研项目,并以非凡的眼光、顽强的毅力、睿智的思考,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完成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研究工作并在全国推广;又怎样在以后近40的艰苦奋斗中,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到超级稻,把杂交水稻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夺得一个又一个新成就,使中国的水稻研究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其三,我力图站得更高,想得更深,看得更远,力图站在科学史、民族史、外交史、民族文化史的高度,来认识和表现袁隆平院士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的巨大增产和安全所作的伟大的贡献。

其四,我用了较大篇幅充分表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湖南省各级领导对袁院士的指导、帮助、关心和支持;用了很多生动事例表现他的助手、学生、同事、下级如何在他的引导和团结下,围绕杂交水稻事业呕心沥血,顽强拼搏,共同奏响了杂交水稻事业步步向上的协奏曲;共同谱写了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的跨国奋斗史。

其五,我还尽力写出了他的爱情、婚姻、家庭、子女,他的大师情怀和百姓心态,展现出他独特的人格和风采,他丰满而纯真、博大而细腻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

其六,我以较大篇幅,详尽而深入地阐释、总结和提炼出他成功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因素。

在艺术表现上,我以纵横交错的结构——即前半部用时间线索,充分而完整地展示袁隆平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后半部以事件和性质为线索,表现他取得的成就及如何在领导支持和同事、助手的共同努力下取得这些成就的。

我还以第二人称的新颖手法,以同袁隆平对话的方式,以讲故事的方法,在生动的情节叙述和细节描写中,表现出袁隆平波澜壮阔的一生;描绘出原汁原味的、真实可信的、自然朴实的、可亲可爱的袁隆平的形象。

我希望通过对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情世界的描写,通过对他的成功原因的挖掘以及笔者的抒情议论,提炼出丰富的成功经验和深切的人生体味,以潜移默化地帮助、陶冶和启迪众多的青年学生和全国亿万青少年。

我希望本书能够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让更多的人了解袁隆平,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我们的祖国,从而赢得更加幸福和美满的人生。

写作《袁隆平传》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而又神秘的探索之旅,更是一个兴奋而又愉悦的朝圣之旅。我不仅亲自拜会了一位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大师,而且还不时在文字上、在心灵里同我崇敬的这位伟大人物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这是多么光荣而自豪的工作啊!所以,我怀着最大的虔诚和爱心,全身心地投入到神圣的写作之中!真正算得上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了!在传记快完成时,我写了一首诗表达了我对大师的敬佩之情:

卓越稻株激灵感,创新探索五十年。

浩劫磨难步不停,地震台风志弥坚。

实验田里烈日晒,国际论坛风度翩。

大师情怀百姓心,禾下乘凉美梦圆。

就这样,四十年来,我由革命家传记创作而进入传记理论研究,又由传记理论研究转向文学家传记和科学家传记的写作;并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还在我供职的高校建立了传记文学研究机构,把传记文学引入了本科教育。在中国传记史上,同时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和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及传记文学教学的好像不多。我的这个特点受到文艺界的注意和重视。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重庆作协主席陈川先生在2010年11月召开的“郭久麟传记文学研讨会”上说:“我们知道,郭久麟先生长期从事传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积数十年之辛劳,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名满巴渝。他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去研究传记文学,尽得个中滋味,论述自然贴切,读来生动顺畅;同时又以专家的理论高度来创作传记文学,视野宽阔,形象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这在文学界,恐怕并不多见。但郭久麟先生就是以其特殊的精力和智慧,集创作与研究于一身,而且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不能不让我们由衷的赞叹和钦佩。”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在致“郭久麟传记文学研讨会”的贺词中也说:“郭久麟不愧为中国当代集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于一身的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与研究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袁隆平传》序中说:“郭久麟是当代中国集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于一生的为数不多的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成就的专家之一。”领导和专家对我的鼓励将激励我继续向文学高峰奋进!

我在其它文学活动中也把创作和研究结合起来。我写散文,出版了《郭久麟散文集》和《探秘女儿国》;同时我也搞散文研究,出版了《散文知识与写作》。我写诗歌,出版了诗集《爱的琴弦》《锦江恋歌》;同时我也搞诗歌研究,出版了《论贺敬之的诗》,并在我主编的《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独立撰写了20多万字的《中国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史》;我创作拍摄了电视剧《沉默的情怀》《雕像的诞生》,也写了不少影视评论;我搞了几十年文学创作,我又把创作体会心得感悟予以深化、升华和提炼,撰写了《文学创作灵感论》的专著,臧克家还亲自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我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但自觉身体犹健,精神亦旺,还想再写一些传记作品。在2015年12月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传记作家郭久麟专题研究”会上,我吟诵了一首诗,献给与会专家。在此,我把这首诗献给读者:

倾心传记四十年,输肝剖胆苦犹甜。

采访何惧千山险,执笔不畏百般难。

文笔描绘诗人心,深情呕歌英雄胆。

识途老马心犹壮,迈向人生至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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